吳若妤:不是不求救,而是沒有「家」可以求救

文/楊雁絜(廢死聯盟法務專員)

懷胎十月將孩子辛苦生下、賦予孩子生命的母親,是如何走到最終,而絕望地決意結束孩子的生命,一同離世?
如果可以給孩子安穩的生活、足夠的陪伴,哪個母親會不願意呢? 

suzi-kim-adpvazshqdu-unsplash_1.jpg
如同許多對家庭懷抱著夢想的年輕人,若妤也憧憬著幸福美滿、有著愛人的家。圖/Photo by Suzi Kim on Unsplash

先後經歷了離婚、情感不順遂、失去工作的吳若妤,即使在多重壓力交互作用之下患上重度憂鬱症,仍努力為孩子撐起一片天。然而,身邊的人對於憂鬱症並沒有太多的理解,在給予資源的同時,仍不斷向若妤施加著「要趕快好起來!」的壓力,或要求若妤成為他們「理想中的好媽媽」,讓若妤被壓力逼得快要喘不過氣。

在一個和家人爭吵的晚上後,若妤對生活徹底失去動力,絕望地整理行李、帶著兩個小孩離開這個不再是家的租屋處。在汽車旅館裡,若妤將安眠藥加在果凍裡餵兩個小孩吃下,趁他們昏睡之際,用童軍繩結束孩子們的生命。隨後,若妤也吞食了大量的安眠藥、抗憂鬱等藥物,想要到另一個世界陪伴自己的孩子。

迎接著被搶救回來的吳若妤,是家人與大批網友們鋪天蓋地的謾罵。而吳若妤也遭到起訴,在第一審因殺害未成年子女被判處死刑,後在第二審改判無期徒刑。

帶孩子離開前,吳若妤經歷了什麼?

吳若妤在二十初頭的年紀懷孕,陸續生下一男一女,如同許多對家庭懷抱著夢想的年輕人,若妤也憧憬著幸福美滿、有著愛人的家,但卻換來前夫毫不留情的對待。前夫並沒有給若妤承諾中的家,在懷胎、生子、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前夫在若妤與孩子的生命中總是缺席的;離婚過後,前夫曾答應每月給若妤固定的扶養費,卻斷斷續續,甚至自己降低金額。

隨著孩子長大,若妤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同時兼顧陪伴孩子與工作,而選擇和哥哥以及大嫂一同租屋生活。可是,哥哥與大嫂時常對若妤管教小孩的方式指手畫腳,或因為生活習慣起衝突,指責他「誰叫你要生。」,更多次在言語中或是公開社群平台貼文中透露著「你只是外人。」的意思,將若妤排除在這個家以外。

失去家庭支持、面臨經濟困境的若妤,在陷入重度憂鬱症後,仍想著要怎麼給孩子更好的生活,而持續進修自己、尋找工作、盡可能參與孩子的生活。

但這個社會對於一個因壓力而罹患重度憂鬱症的單親母親,往往是缺乏理解與包容的。

若妤曾想過藉由換新工作、搬新家等機會來改變現狀,但這些機會的代價是若妤需要時時被身邊的人問「你有好一點了嗎?」、「不是都給你資源了,怎麼還有問題?」。這些寒暄與關心,對於患有重度憂鬱的若妤而言,是變相地在檢視若妤身為一位媽媽是否合格,逼著若妤短時間內改變現況,可是卻無法理解憂鬱症所需要的康復期以及合適支持。

身為一個母親,若妤也曾多次想過:我的孩子們在我離開之後,會過得好嗎?我的孩子們,在這樣殘酷的世界中,會過得好嗎?

不是不求救,而是沒有「家」可以求救

在這件案件之後,有很多人指責若妤明明還有很多家人,是他自己不懂得求救,才造成了這樣的悲劇。但這些「家人」,真的是吳若妤可以放心尋求協助的家人嗎?

兄嫂對若妤教養孩子的指正,或多或少伴隨著一種長輩的心態,但忽略了若妤與孩子的相處方式、孩子適合的教育;而哥哥則更以長輩加上男性的角色,代替若妤決定租屋要租哪、要添購什麼家具,甚至決定他在家中的地位有無。這些看似對若妤「好的決定」或「善意的提醒」,並未站在若妤的角度,設身處地思考哪些是可以達成的、哪些是會造成負擔的,而僅僅只是設立許多標準要若妤達成。

雖然若妤的家人也曾多次表示願意幫忙,但對於若妤而言,要回過頭和原生家庭坦承自己憂鬱症的脆弱一面,實在是難以開口;另一方面,家人或許也很難理解若妤所面臨到的心理與現實壓力。

 與家人間的隔閡,導致若妤在心理層面上總覺得自己孤立無援。

單親媽媽的困境不是補助金錢就能解決的

雖然單親家庭能夠在各縣市申請相關補助,然而,這些費用與政策只能滿足最低生活標準,也僅提供月數不等的補助時間,無法支持單親家庭從根本上改善生活現況;且單親家庭所面臨到的最大困境,往往是一人身兼照顧者與經濟支柱等數職,無法耗費大量時間尋找資源。

在找尋工作時,也會碰到許多困難,例如上下班時間不能配合子女作息、無法臨時請假因應孩子突發狀況、薪資支撐不了整個家庭等。

即使找到了工作,在子女還小的情況下,也可能面臨沒有家人能夠即時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或者需要仰賴安親班、陪讀班、保母等資源,但這又會是另一筆龐大的開銷,單靠一個人的薪資難以支撐。

如此環環相扣的生活困境,無法單靠金錢補助而改善困境,也間接造成單親家庭的照護者兼家庭支柱者,容易壓力過大而產生身心上的疾病。

進入憂鬱很簡單,但脫離憂鬱卻是一輩子的課題

進入憂鬱狀態,可能會開始對自我產生懷疑、否定自己的努力與作為,並容易往負面方向思考,在生理上因正面情緒神經傳導物質的分泌機制出問題,也可能造成情緒低落、食慾不振、嗜睡或失眠等狀況,導致無法負荷生活運作。

對若妤來說,「脫離憂鬱」更顯得困難。

雖然曾透過朋友、伴侶、職場得到過協助,但身邊的人難以理解「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時間走出憂鬱?」,並在無形中給予過多期待,造成若妤康復的隱形壓力。

另外,即使若妤有了憂鬱症,仍要持續被放在「適格母親」的標準中受檢視。即使若妤曾努力過、求助過,也會被身邊的人評價「你沒有很慘啊!要知足了。」、「自己不夠努力才會越來越糟的。」,最終導致憂鬱的狀況無法真正地康復。 

對於若妤來說,這個社會就是如此地殘酷。

如果自己在面對人生各個面向的失利時,已經努力過卻無法回應這個社會的期待,加上深切體會到憂鬱症者在這個世界生活的困境,那麼身為一個媽媽,或許更不忍心讓孩子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