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監獄長年面臨超額收容與戒護高壓，當社會輿論傾向「關越久越好」，甚至試圖引進「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時，我們的獄政改革是否正走向倒退？

廢死聯盟受邀參訪了德國監獄與復歸制度。驚訝地發現，德國有高達八成的犯罪以「罰金」替代監禁；其監所規模多在千人以下，且處處體現「再社會化」的核心目標。在德國，牢房沒有監視器以維護隱私、設有溫馨的親子會客區，並在受刑人出監前一年即由官方與 NGO 協力啟動復歸準備。

「正常化原則」背後，是對人性尊嚴的捍衛。德國經驗告訴我們：讓受刑人保有基本尊嚴、學會履行社會責任，才是防止再犯、保障社會安全最有效的方法。

德國早在 1949 年便於憲法中明文廢除死刑。在沒有極刑的制度下，如何兼顧人權與大眾安全？廢死聯盟法務專員王昱翔在德國參訪的第二站，走進了「保安監禁大樓」與「司法精神醫療區」，直擊兩大非懲罰性的處遇機制。

德國的「保安監禁」雖無執行上限，但空間設計宛如旅館，並配備健身房。這是因為憲法法院曾宣告舊制違憲，強調受處分人並非受刑人，待遇必須「正常化」，並以極低的人力比提供高密度的心理輔導，協助其降低危險性。而對於精神障礙觸法者，北巴登精神醫學中心則貫徹「治療而非懲罰」的理念，透過溫和的環境與工作治療，協助住民逐步重建與社會的連結。

反觀台灣，近年增訂了可無限次延長的監護處分，專責的司法精神病院也於今年陸續推進。德國的經驗提醒我們：保障安全的目的並非消極監禁，而是透過專業治療，讓重返社會成為可能。

剛在5月落幕的兩公約第四次國際審查，現場交織著國際專家的急切與台灣政府的消極。當專家一再警告國家不該在人權政策上走回頭路，政府代表卻搬出「九成三民意支持死刑」作為擋箭牌，卻遲遲不願公開民調的問卷與研究方法。

面對政府的「已讀不回」與立委們的集體缺席，民間團體的倡議之路走得艱辛，宛如對著裝睡的人呼喊。但在這場令人有些無奈的審查現場，我們也帶回了更深層的思考：在與國家體制碰撞的同時，我們該如何真正看見現場其他不同立場的團體，並將被害者家屬的心聲時時刻刻放在心上？

在亞洲，死刑辯護面臨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考驗，除了大陸法系的程序差異，還有居高不下的民意壓力，以及毒品等更為複雜的罪名。為此，集結台灣、新加坡、日本等九個亞洲國家的律師與倡議者，歷時三年研擬出首部專屬亞洲的死刑辯護指南：《KL Guidelines（吉隆坡指引）》。

這份指引不只提供從偵查到特別救濟的實務步驟，更溫柔地接住了過去被忽略的角落：

✔看見弱勢處境： 關注被告在經濟、精神或智能上的弱勢，避免程序中的二度傷害。

✔呼籲國家責任： 國家應分配充足資源，確保辯護品質與律師取得資訊的權利。

✔關懷律師的創傷： 首次正視辯護律師面臨的社會輿論、被害家屬指控，甚至當事人被執行死刑後的精神創傷，並提供心理支持。

在國民法官制度上路、網路輿論高漲的今天，台灣的死刑辯護更需要與時俱進。這部指引不僅是一條清晰的指引，更是一份宣告：維護人權與程序正義，不該只是律師孤軍奮戰的責任。

2026年，新加坡的毒品戰爭仍在持續，而國家處決死囚的速度正悄然加快。在這裡，只要攜帶超過門檻的毒品即面臨「唯一死刑」，被告甚至得承擔極難推翻的「推定條款」。然而，嚴刑峻法並未消弭毒品，反倒在無數家庭心中留下無法挽回的創傷。

長期致力於廢死與終止毒品戰爭的新加坡社群運動者韓俐穎，透過非政府組織 TJC 的視角，揭開了死牢高牆內被遮蔽的真相。從與死囚、家屬建立互信，到揭露死刑背後交織的貧窮與歧視，這群倡議者正努力讓冷冰冰的「死囚編號」還原為具體的人性故事。

如今，隨著政府加強管控與資訊封鎖，倡議之路面臨前所未有的倒退與挑戰。但正如死囚在絕境中仍堅持抗爭，高牆之外的我們，更沒有放棄發聲的理由。

美術設計｜張馥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