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 to Navigation Jump to Main content
「當我們明白大多數的罪犯並非另一種人類，明白他們其實只在少數幾個層面和我們有所不同，我們就能使自己對全體人類的看法更加完整，並且反映在我們的社會政策、社福政策和刑事政策中。同時，我們也會了解到『邪惡』是多麼平凡無奇，了解到人類社會不可能沒有惡，也體認到，正因為如此，一個社會必須保持其人性。」
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完全沒有犯罪威脅的社會，但我們知道這個願望不可能達成。社會氛圍習於將犯罪成因完全歸咎於犯罪者自己的瑕疵與問題，或許怒氣找到了出口，不過問題並不會就此解決。想要從根本的犯罪預防做起，就不能只想著「解決這個有問題的人」，而是要想「如何解決問題」。
我是個教育工作者，在教育現場經常遇到犯錯的孩子，孩子間的爭執事件，辱罵、打架、霸凌，各種惡意傷害經常發生……而我一再一再提醒自己的，就是，絕不能放掉任何一個孩子，尤其是加害者。簡便的應對方式其實是無效的，在教育裡沒有被接住的孩子就掉到社會的網絡裡拉著其他人一起墜落，傷害其他家庭。
執行死刑被許多人認為是維護社會安全及降低犯罪率的重要指標，台灣雖然一直存在著死刑制度，但也因為執政者及制度的更迭，對死刑執行的態度及密度有著顯著的不同，正好可以用來觀察死刑執行對於台灣犯罪率的影響。
2015年，一部拿下許多當年及隔年影視獎項、也獲得2016年奧斯卡獎提名的紀錄短片，讓人重新思考曼尼一案背後隱藏的幾個議題，包括種族、軍事及司法制度，以及精神疾病。 這部短片，叫做《最後的自由時光》（Last Day of Freedom）。
人民要的安心與期待就是確保加害者不能再傷人。但關25年之後就不會再犯嗎？當然不是。若我們只是單純的將人關在監獄當中，如何能期待他自然變好？的確，現在監所的教化功能讓人不信任，但我們為什麼不是督促政府改善監所的功能，反而是選擇死刑作為解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