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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6日，二十九歲的林于如坐在警察局偵訊室中，坦承自己殺害了自己的母親、婆婆及丈夫。他們三人在過去兩年內相繼死亡，但一直到保險公司通報林于如在這三人死亡後分別領取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理賠金後，警方才開始懷疑她涉嫌謀殺。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熱播，引發觀眾不少討論。現實生活中，真的有王赦這樣的角色，以及長期研究死刑個案的人權工作者。本文為4/18在台中所舉辦的廢死星期四之活動側記，我們邀請了有許多死刑辯護經驗的李宣毅律師及廢死聯盟法務主任林慈偉，來談談自己在經歷這些死刑案件辯護的心路歷程，希望帶給大家不同的觀點。
理解生命權與死刑制度的關聯，有著多變而豐富的思考路徑：有人從哲學理論出發，探討死刑剝奪人民生命的正當性；有人從犯罪學的角度，探討死刑作為一種刑事政策，對於整體社會的利弊得失；也有人從社會學、法學等角度，觀察死刑與社會控制及生命治理間的關聯。廢死聯盟長期致力於保障刑事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2005年，廢死聯盟決定開始採取聲請憲法解釋的路線，來推動死刑的廢止，或者至少在仍保有死刑的前提下，對於判處死刑的司法正當程序問題，提出全面而深刻的檢討。廢死聯盟釋憲小組，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誕生，結合熱心的學者、律師與志工，共同研究釋憲聲請的工作方針。
精神疾病，不是一個可以透過身體內部檢測而明確標的之疾病。而在精神藥物發明之後，藥物治療成為了最明顯、最具體、最可能發揮控制精神疾病作用的「物」。無論是藥物的作用與副作用，與「物」伴隨而來的概念及意義也同時會在象徵秩序層次展開多面向的作用，這其中包裹著權力與控制。
我時常對於把「精神障礙」和「犯罪」這兩個關鍵字放在一起感到不安，彷彿它們之間有一種加乘作用，會強化社會對於「精神障礙者等於犯罪高危險群」的污名想像。然而，在這場活動的討論中，確有必要把這兩個詞特別標示出來。 試著談清楚，我們才有機會破除恐懼和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