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永無止境的殺戮

文／韓俐穎 (Kirsten Han)

作者簡介：韓俐穎是新加坡的記者、作家兼社群運動者。她是新加坡非政府組織Transformative Justice Collective（TJC）的成員，長期致力於推動廢除死刑以及終止毒品戰爭。

瑪麗亞的懇求並未得到任何回應，而奧馬也已經離世。

奧馬的家人並非今年唯一承受這種悲痛與創傷的家庭。當我在五月底寫下這篇文章時，我的國家今年已經絞死了12個人——死刑執行速度令人震驚地加快。去年，新加坡共絞死了17人，這是自2003年以來，新加坡單一年度內執行死刑人數的最高紀錄。在新加坡，死刑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長達數十年的毒品戰爭息息相關。今年執行的每一起死刑都與毒品罪行相關。目前樟宜監獄約有20名死刑犯，每個人都是因毒品犯罪而被定罪。根據我國的《濫用毒品法令》（Misuse of Drugs Act），凡是走私或販運超過特定門檻的受管制毒品（例如15克海洛因或500克大麻），皆屬強制性死刑（編按：唯一死刑）。此外，法令中還設有「推定條款」，被告必須自行證明自己不知道所持有物品的性質，或證明所持物品並非用於販運。要推翻這些推定是超乎想像地困難，因為僅僅提出合理懷疑是不夠的；被告必須依據「相對可能性衡平原則」（balance of probabilities）來反駁，也就是必須說服法官，這些推定有極大可能是錯誤的。

人民行動黨（PAP）政府於1975年對毒品犯罪引入死刑。自那時起，歷屆人民行動黨政府——在新加坡作為主權國家的歷史中，他們從未輸過任何一次選舉——都堅持死刑是重要且必要的，因為它能嚇阻毒品販運並保護新加坡人的安全。根據他們的論述，極刑是為了「挽救生命」所必需的手段，因為它能將毒品阻絕於國門之外。然而，儘管多年來因毒品犯罪而被執行死刑的人數多達數百人，毒品的使用卻仍在持續且不斷演變，逮捕行動也從未停止。

當我在2010年首次加入新加坡微弱的反死刑運動時，我們對死刑制度的資訊所知甚少。官方從未公布死刑犯的名單（至今依然沒有）。我們只有在律師或家屬願意與我們交流時，才能得知個案或即將執行的死刑消息。當時對於絞刑既沒有官方公告，也沒有媒體報導。我們能獲得的唯一官方數據，是深埋在新加坡監獄署年度報告中、關於前一年被執行死刑的總人數。

在線索如此匱乏的情況下，我們主要只能以個案形式開展工作，專注於每個人的故事，藉此爭取寬恕與改過自新的機會。我們盡全力追蹤每一起執行，但監獄報告中的最終統計數字往往仍會讓我們感到驚訝。總有一些我們無從得知的人，被押上絞刑台並付出了終極的代價，而大多數新加坡人卻對此毫不知情。

事情在2020年我們成立TJC（Transformative Justice Collective）後發生了轉變。TJC 不僅致力於廢除死刑，我們更體認到：死刑是國家權力與暴力的議題，並與其他問題，例如從新加坡的毒品戰爭到監獄環境、執法及監控等，深深交織在一起。隨著建立成員與志工的基礎，我們獲得了更密切追蹤死刑案件的技巧與能力。我們建立了死刑犯資料庫，並加倍努力去了解死刑犯在獄中的生活與處境。2022年，新加坡經歷兩年的暫停執行後，廢死運動者首次做到了在每一起死刑執行之前就能進行報導，成功引起公眾對國家驚人處決速度的關注。

在這些工作中，死刑犯和他們的家屬給予了我們很大的協助。由於先前的非正式暫停執行，以及2013年起生效的死刑制度修正案（該修正案允許許多囚犯申請重新量刑），許多人在死刑牢房裡待的時間遠比過去更長。雖然在死牢煎熬本身就是一種折磨，但漫長的歲月也讓這些囚犯和家屬之間建立起緊密的關係與信任，使傳遞訊息與分享資訊變得更加容易。例如，因毒品案件被判死刑的賽義德（Syed Suhail Syed Zin）便在其他囚犯的協助下，主動清點了死刑牢房中的總人數——在我們建立資料庫的初期，這是一項非常有幫助的舉動。他也敦促身為 TJC 創始成員之一的妹妹，去鼓勵其他囚犯的家屬勇敢發聲，加入反死刑運動。

其他死囚例如潘尼爾（Pannir Selvam Pranthaman）和達吉（Datchinamurthy Kataiah），即使身陷囹圄，在倡議行動中也表現得無所畏懼。他們透過家屬向我們提供關於死刑牢房、獄友以及處決通知的資訊。他們引導其他人來找我們——我曾從一名被釋放的死刑犯口中得知，潘尼爾背下了我的電話號碼，並將號碼告訴那些他認為需要 TJC 協助的人。在潘尼爾的敦促下，他的姊妹們在馬來西亞創立了非政府組織「散播關愛」（Sebaran Kasih），支持邊緣化群體並推動廢除死刑。潘尼爾在死牢中寫信、寫歌和作詩，2025年9月，他的家人為他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死牢詩選》（Death Row Literature: A Collection of Poems）。至於達吉則達成了某些新加坡律師原本認為不可能的事：在2022年收到處決通知後，他親自出庭抗辯聲請暫緩執行，並在同一天內接連在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贏得勝訴。隨後，在無法聘請到本地律師的聯合法律訴訟中，他繼續代表自己和其他囚犯發言——其中一項聲請是要求允許來自英國和澳洲的御用大律師（King's Counsels）加入新加坡律師公會，以便代表達奇和其他三名男子，針對新加坡《濫用毒品法令》中的推定條款提出憲法挑戰。

政府之所以不會因死刑遭到批評，是因為死刑鮮少以完整的細微脈絡以及其生死攸關的代價呈現在大眾面前。當政治人物想要塑造自己「嚴懲犯罪」的形象，或企圖將公眾的憤怒導向某個「全民公敵」時，極刑就會被放大檢視；當國家殺戮的現實可能引起公民反感時，它就會被隱藏起來。當人們永遠不必面對死刑制度的真實樣貌時，就更容易去接受它，並任由政府隨心所欲地採取行動。

TJC與死刑犯家屬的連結，以及透過家屬與死刑犯本人的接觸，讓我們得以看見他們具體的人性面貌；否則，國家只會用「等待執行的死囚」這種冷冰冰的稱呼來概括他們。我們向新加坡民眾詳細介紹死囚的背景，說明是何種處境影響了他們的選擇（或讓他們根本無從選擇），並最終將他們送進了樟宜監獄。我們凸顯了死刑是如何與貧窮、種族主義、歧視、社會烙印以及心理社會障礙相互交織。我們促使人們去質疑新加坡嚴厲的毒品政策，並思考國家批准的殺戮是否真的是確保社會福祉的解方。我們也揭露了與強制性死刑及司法公正性相關的嚴重問題。

自 2022 年以來，我們見證了廢死運動的成長，這不僅呈現在 TJC 的成員數量上，更體現在其他團體與個人的參與，他們無所畏懼地公開要求廢除死刑。在一個多年來將社會運動視為恐懼之源，且國家動輒以敵意、騷擾和壓迫來回應異議的國家裡，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倡議人士仍持續受到警方耗時的調查所困擾——這些調查通常是依據《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等定義過於寬泛的法規進行，該法甚至將未取得警方許可的單人「集會」或「遊行」定為刑事犯罪（而這種許可幾乎是不可能取得的）——但這已不足以阻嚇新加坡人挺身發聲並採取行動。

廢死運動有所成長固然令人欣慰，但新加坡政府同時也加大了其執行死刑的力道。光是今年上半年，他們就絞死了 12 名毒品相關犯罪的死囚。國家終結了所有與我們合作密切的生命——比如賽義德（Syed）、達奇（Datch）和潘尼爾（Pannir）——而伴隨他們一同逝去的，還有關於死囚牢房以及被困在死牢內生活的珍貴資訊與故事。我們現在正面臨一個困境：大部分狀況底下，我們已經無法與死刑犯或其家屬緊密聯繫，因此也無法再講述他們的故事。我們還聽說，政府將死囚分散移至不同的牢房，讓他們之間更難互相交流。今年更嚴重的是，我們甚至無法提前得知執行死刑的消息，只能從中央肅毒局（CNB）自 2022 年起發布的新聞稿中得知絞刑的消息（很有可能是因為廢死倡議行動引發了公眾對死刑的關注）。

新加坡的廢死運動現在雖然不像過去那樣瞎子摸象、在黑暗中摸索，但在其他方面，我們卻正在倒退回那個資訊難以取得、且缺乏一個能讓我們融入其中、由死囚與家屬形成緊密社群的時代。在這種形勢下，我們的廢死運動需要採取新的策略，並想出更有創意的方法來讓大眾接觸到這個議題。沒有人會幻想這是一個容易的過程。就現狀來看，新加坡廢除死刑的道路似乎將是漫長而艱辛的，在迎來改變之前，還會有更多生命被犧牲。對於我們這些近距離觀察這種殘酷且不人道體制的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苦果，但我們絕不能因此被挫敗了運動士氣。我們親眼目睹了死囚牢房裡的人們是如何與這個殘暴的政權抗爭，即使在重重阻礙與限制的壓迫下仍堅持不懈。他們甚至在希望渺茫、努力看似徒勞時都傾盡了全力。如果他們在死牢裡都能做到，那麼我們這些監獄高牆之外的人，能夠也應該做得更多。

原英文內容：Singapore's Endless Killing

華文內容由AI協助翻譯，並由吳佳臻校對、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