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雁（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法務主任）

「KL Guidelines（吉隆坡指引）」是一份提供刑事辯護律師參考的指引，或許很多人會好奇，為什麼要特別針對死刑案件，出版這樣一份指引？殺人案件與一般刑事案件有什麼不同嗎？一般刑事案件例如車禍、詐騙，律師的職責就是為被告辯護、協助被告提出證據、反駁檢察官的論點、說服法官做出對被告有利判決，最後等待宣判。但實際上，死刑案件所牽涉到的實體與程序問題，不僅止於此。

在死刑案件審理程序逐漸嚴謹化的狀況下，辯護律師需要更謹慎面對每一個訴訟環節，自訴訟進行中就要考量往後的特別救濟途徑，但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在於，判決會涉及是否剝奪被告生命權。此外，除了法律上的爭議，辯護律師在執行業務、為當事人辯護的過程，可能要面對來自社會和被害者家屬的指責，以及來自被告與其家屬的情緒壓力，同時更需要去和不同的辯護律師、專家、學者合作。因此，一份給律師的辯護指引，可以為那些願意加入死刑案件辯護的律師，提供辦理案件、尋找資源，以及如何面對辦案壓力的方向，也可以作為辯護經驗的載體，讓辦理死刑案件的經驗得以傳承。

KL Guidelines的誕生：集結亞洲各國的經驗，聚焦亞洲死刑辯護

在提到死刑案件辯護指引時，大多數人第一個想到的，應該會是美國律師公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在2003年修訂發佈的《美國律師協會死刑案件辯護律師指定與執業指南》（ABA Guidelines for the Appointment and Performance of Defense Counsel in Death Penalty Cases）。這份指南提到，作為死刑案件的辯護律師，應該如何提供有效辯護，指引也橫跨起訴前至判決定讞後的特別救濟程序，建議律師應該注意並做到哪些事情。

除了美國律師公會所公佈的指南以外，世界反死刑聯盟（World Coalition against the Death Penalty, WCADP）也在2013年透過研究計畫，和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國際人權中心及德信律師事務所合作，制定一份提供世界各地死刑辯護律師的法律論據和策略指南【死刑辯護最佳做法手冊】，廢死聯盟在2013年，將這份指引翻譯成中文版，並公開給台灣的律師使用。

雖然美國律師公會的指引與WCADP的指南所包含的內容非常完整，但使用在台灣刑事案件辯護中，首先會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法系」的不同；美國的刑事司法制度是普通法系（Common Law System），而台灣屬於大陸法系（Civil Law System），故美國律師公會指引內的程序和建議，不見得能夠全部無痛適用到台灣的案件。第二個問題是，美國可能會被判處死刑的案件，是涉及蓄意謀殺的嚴重案件，而在台灣可能會被判處死刑的案件，則不僅只有殺人案件，還有包括運送一級毒品、內亂、外患、瀆職等五十幾種罪名，因此，辯護策略必須視不同案件的狀況大幅度調整。第三個問題是，隨著時代的進展，現今的死刑案件辯護面臨到更多樣的挑戰，因此必須有更新的策略來因應。

不只是台灣，仍保有死刑的其他亞洲國家，例如中國、馬來西亞、印尼、日本、印度等，同時面臨到如上述提到的問題，亞洲死刑議題發展也有著異於歐美大陸的特殊性，例如：仍有高比例的民眾支持死刑、可能缺乏完善的刑事訴訟程序保障、國家不一定將廢除死刑納為推動人權的核心項目之一等等。

因此，在這樣的狀況下，長期投入亞洲人權議題推動的「瑞慈人權合作中心」（The Rights Pratice），邀集來自台灣、印度、巴基斯坦、印尼、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中國的死刑案件辯護律師以及廢死倡議者，花費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於馬來西亞吉隆坡（Kuala Lumpur）召開無數次會議，討論並彙整亞洲區域的死刑案件辯護經驗，並聚焦於亞洲死刑案件的類型與被告的多元性，最終出版以吉隆坡為名的「KL Guidelines」，作為首部亞洲死刑案件辯護指引。

KL Guidelines重點大解密：辦理死刑案件的小撇步

在這份律師辯護指引裡面，提供辯護律師從偵查程序到案件定讞後的特別救濟程序所應該注意的細節，例如：辯護律師應該提供嚴謹且全面的辯護，且要有意識、積極地挑戰程序性的不公平，並在尊重當事人的意願、決策與自主權下，提供當事人充分的資訊，以確保當事人了解自己的法律權利與決策的後果。同時，辯護律師也應該意識到，普遍來說被判處死刑的被告，可能有其社會身分上的弱勢，例如經濟貧困、精神或智能障礙、遭受系統性剝削等特殊境遇，而律師在辯護時應意識到如何給予當事人支持、避免造成二度傷害或歧視，另也應確保當事人的家屬參與與理解司法程序。

此外，考量到辦理死刑案件過程中，辯護律師會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研究案件，並需要平行與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合作，故在這份指引裡面，也納入國家對於死刑案件辯護品質的責任，例如：國家應該分配足夠的資源和報酬給辯護律師，並辦理跨領域的律師陪訊，或者策略性地與當地的民間團體或律師公會合作，且應該確保辯護律師和當事人的溝通不受到法律或現實阻礙，使辯護律師有權取得案件相關資訊。

較為特別的是，這份指引也意識到，辦理死刑案件的辯護律師往往遭受到極大的精神壓力，而這份壓力可能來自於社會大眾的不諒解、被害者家屬的指控，或者是來自於與當事人互動與法庭辯護的壓力，甚至是面臨當事人被執行死刑所帶來的創傷，而需要更多的心理支持。因此，指引內也提到，除了在法律知識上的同儕互助或培訓以外，也應該提供辯護律師尋求心理支持的資源。

KL Guidelines的未來：台灣可以怎麼使用呢？

在台灣，已有許多辯護律師願意捨身加入死刑案件辯護的行列，且漸漸形成成熟的同儕社群，藉由各式的活動與交流，讓辯護經驗得以傳承。除此之外，廢死聯盟繼翻譯WCADP出版的《死刑辯護最佳做法手冊》後，也集結一群富有死刑案件辯護經驗的律師，於2020年合作出版了《死刑的重量》，結合台灣本土辯護經驗與國際法，論述死刑案件辯護的重點。

然而，隨著台灣社會的變化，如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進行、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國家體制與社會脈動，都讓刑事案件辯護不再停留於法庭內，一個重大案件的審理都會受到不同層次的影響。

以近一年來的重大刑事案件與週邊事件來觀察，辯護律師和檢察官都需要面對到素人國民法官，而改變過往較為「法律人式」的辯論方式；辦理特別矚目的刑事案件律師，可能遭受到社會大眾在網路上的人身攻擊。另外，以目前協助定讞死刑犯進行非常上訴案件的律師來說，他們所面臨的是另一種「窮盡辯護但不知盡頭在哪裡」的困境，以及當事人可能隨時因國家政治利益考量而被執行死刑的擔憂。這些現實都凸顯出死刑案件的辯護策略，需要隨著時空背景的變化而不斷地更新、進化，必要時甚至必須發揮創意。但萬千不變的根本，仍是集結眾人智慧與經驗而成的KL Guidelines所提到的：辯護律師對於死刑案件的謹慎，以及從當事人利益出發、對於人權的信念。

KL Guidelines作為第一部以亞洲現況為基礎，提供給死刑案件律師的辯護指引，能為所有願意加入死刑案件辯護的台灣律師指出一條清晰的道路。同時，這份指引也是一種宣示：死刑案件的辯護，不僅僅是辯護律師的責任，也是國家應該承擔起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