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娟芬

我曾在「廢死星期四」裡談過王信福案，那時候取的題目是「下一站，王信福」。忽忽兩年過去，這次，王信福真的要邁向下一站了。

先交代一下這兩年是怎麼「忽忽」過去的。與所有冤案一樣，第一步是閱卷，尤其是閱影音卷。

王信福這個案子與蘇建和案的結構非常類似。我們可以分解成五部曲。

第一，真正的犯案者被抓。

第二，他坦承犯案，也有相關罪證。

第三，他咬出「共犯」。

第四，真正的犯案者接受審判，被槍決。

第五，「共犯」接受審判，沒有任何證據，只有那個真凶的「一口咬定」，可是真凶已經被槍決，對質詰問已經不可能。

結果也一樣：先說先贏，法院依照真凶的說法，把「共犯」判處死刑。

理解的視角

在蘇建和案裡，真凶王文孝被軍法快速審判並槍決，留下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在司法審判中不斷地掙扎。王信福案也是這樣，陳榮傑案發後不久就落網，一九九二年死刑定讞槍決；王信福被定罪的關鍵證據，就是陳榮傑的證詞。

比蘇案更糟的是，陳榮傑的證詞，甚至不是陳榮傑在法官面前講的，而是陳榮傑在警察面前講的。

拿蘇建和案來理解王信福案，是一個很好的參考點。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個人被抓到汐止分局，被無情地刑求，直到他們紛紛承認不曾犯下的重罪，那是一九九一年。後來的再審與現場重建，完全證明了他們三人承認犯罪的自白是虛假的，純粹是屈打成招。

錄音帶九卷

而陳榮傑被抓到警察局的時候是一九九〇年，比蘇案還早一年。我們對這兩案的警察採取類似的信心標準，應該是合理的——也就是實在沒有什麼信心！陳榮傑在什麼情形下咬出王信福？他在警察局有沒有被刑求或威脅利誘？既然王信福案完全倚賴陳榮傑的證詞，而這證詞又因為陳榮傑已死所以無法對質詰問，那麼找出當時的錄音帶，以確認警詢筆錄是否具備證據能力，自是當務之急。何況陳榮傑的案卷裡，從頭到尾都在證物欄裡註記著：「錄音帶九卷」。

這麼白紙黑字的法院記載，臨到要用時，兩手一攤，沒有就是沒有。兩年來，王信福義務辯護律師團用盡了一切管道，試試看檢方，試試看院方；結果每個管道都重複給我們閱那些我們已經有的卷證。每一次我們都特別註明要閱「錄音帶九卷」，但沒人知道這個重要證物放在哪裡，嘉義地檢署、嘉義地院、台南高分院都說不在他那裡。

閱卷是被告的基本權利。對於被冤枉的人來說，卷證是他唯一的武器。可是實務上的感受從來不是理直氣壯，而是無奈無謂無用的奔波與耗損。應該要有的，可是就是沒有，你奈他何。

王信福今年六十八歲，為這件事情已經關在牢裡十四年，他沒有幾個兩年可以再這樣虛耗了。所以我們要踏出下一步，用模擬法庭的方式，讓更多人了解這個案子。

模擬法庭

這是從司改會那裡得到的靈感。前年我請司改會到我的課上來玩「模擬法庭」，他們操作這個活動已經好幾年了，帶著寫好的劇本與三件法袍來，我則徵求八位同學自願當演員：審檢辯三人，一位被告，四位證人。演員不必背稿，現場照念就行了，不會增加學生額外負擔。剩下的學生就當陪審團。

因為待會兒必須下判決，所以人人謹慎地聽審。演審檢辯三方的同學，也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抓到角色的訣竅，檢辯雙方提出異議時真的眼中冒火，而法官指揮全場真的沈穩平和。

王信福案也需要透過模擬法庭的方式，讓大家不再是旁觀者，而往前踏一步參與進來。因此我根據卷證把王信福的案子寫成模擬法庭，按著司改會的作法操作。

第一次在廢死聯盟內部試讀，得到的建議是：改簡單一點。第二次找NGO與關心的朋友來，結果更慘，因為多半是完全不了解案情的人。整個結構重新調整以後，再來第三次，這次是中山大學社會系一年級的學生。演完以後，陪審團不但要決定有罪無罪，還要逐一回答四個爭點。同學們都能根據剛才的詰問內容清楚說出自己的認定，我就知道：行了。

在王信福案的模擬法庭裡，陳榮傑也有一個角色。他是鬼。我必須把他寫進劇本裡，因為把王信福判有罪的唯一證據，就是陳榮傑的證詞，他非出現不可。但他只能是鬼，因為如果他是人的話，就必須進入法庭宣誓、接受對質詰問、接受法官的觀察與評價。這是證詞所需的真實性擔保。

這正是真實的法庭失敗之處。

當二〇〇六年真實的法庭審判王信福時，陳榮傑早已經被國家判處死刑並執行；陳榮傑在警察面前留下的證詞，沒有取得任何一項真實性擔保，本該被排除在程序之外，不能做為證據。但法庭並不把關，結果就是放任陳榮傑的鬼魂籠罩法院，陳榮傑的警詢筆錄竟然享有一個不受詰問不容懷疑的優惠位置。王信福案變成一個鬼故事，在這裡，陳榮傑的鬼話就是法力最高強的魔咒，使這個世界的四季全部消失，成為冰封的冷酷世界。模擬法庭讓我們短暫地進入這個冰封世界，人人攜帶一支冰鑿，敲開寒凍，為王信福走出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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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信福案的證據結構—張娟芬論文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