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銘

    近代自由民主社會立基於以下這個社會想像：每個個人透過彼此平等和互惠的合作，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實現，他自由選擇的人生目的。

    因為自由民主社會的基本政治原則，必須訴諸成員可以共享的道德公約數。因此基於尊重人生目的的多元性和平等性，公民可以分享的基本道德公約數，必須是實現任何人生目的都必須要確保的基本前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命保存」。

    「生命保存」如果是公民的個別的人生追求中，可共同接受的最重要的善，「剝奪生命」便是最大的惡。當我們把共同必須接受的最大的善與惡，限制在生命的保存與剝奪，而不是其他的生活方式或目標，自由民主社會便解放了個人行為的自由與多元空間。

    因此，死刑作為「剝奪生命」的刑罰，是我們加諸在罪犯身上的最大的惡。所謂趨善避惡，最大的惡是人們最極力避免的對象。作為最大的惡，本於它的定義，死刑對於阻止未來的犯罪，有最大的嚇阻效果；對於滿足最惡的犯罪的應報，死刑也是最嚴厲的懲罰。這是為什麼近代自由民主社會的政治權力的基準是死刑。洛克說：「政治權力，就是制定相關死刑的法律的權力」。

【編輯前言】

最高法院決議做成至今，已經半年了，可是各界的辯論還是沒有止息。辯論是好事。繼續挖掘下去，會發現這個問題反映出各方對於無罪推定原則的實踐，有不同的理解；對法院與法官的角色，也有不同的期待。這一期由本刊（廢話電子報）主編張娟芬專訪審、檢、辯三方，希望能呈現不同觀點，並刺激更進一步的思考與討論。

~by Atticus ~

The Government has proposed amendments to abolish certain mandatory provisions in the Misuse of Drugs Act.

The proposals will make drug trafficking offenses by drug mules no longer punishable with a mandatory death penalty, but will instead provide discretion for the courts to provide a term of life imprisonment with caning provided that the drug mule cooperates substantively with the Central Narcotics Bureau.

Thursday, July 5, 2012

Secrecy makes death penalty worse: prisoner rights advocate

Kyodo

NEW YORK — As a country with the death penalty, Japan stands out for the secrecy that surrounds its practice, according to a Japanese advocate for prisoners' rights who spoke Tuesday at the United Nations.

⊙張娟芬

審檢未能分立、法官與檢察官的角色混淆，是當今台灣司法的大問題。今年年初的最高法院決議，以及隨後檢察官的六四靜坐，本刊已於第一期、第九期、第十期持續地討論。

一則劃清審檢界線的決議，似乎演變成一場審檢之間的鬥法。昨日最高檢察署發表意見書抨擊最高法院決議；今天最高法院的一份判決，則立場強硬地回擊。根據報紙報導，最高法院在判決中批評，「檢察官起訴不能『草率』，如果沿襲舊例，因『有合理懷疑』，即行起訴，此後袖手旁觀，依賴法院補足、判罪，是不夠嚴謹、不合時宜的做法。」說得好！檢察官「袖手旁觀」，正是問題癥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