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影展
自2004年初冬，歷經了六屆殺人影展、十五年時日，死刑仍然沒有因其種種爭議而消失在當今台灣，但這漫長的時光並沒有就此虛度，死刑的支持與反對，仍然不斷地在對話，不斷地在尋求解答。
【影評】《失控的照護》：失控的是制度不是照護
文/陳秀蓮（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
故事從檢察官大友進入孤獨死的現場開始，肉眼可見的髒亂，沙發上的屍水，透過螢幕彷彿聞到垃圾混雜屍水的惡臭。電影以兩條故事線進行跟比對：一條是長照居服員斯波為何殺人；一條是檢察官大友如何將其定罪，帶出這部電影要告訴觀眾的幾個概念社會安全網、長照悲劇、家庭責任、家庭羈絆，帶出討論最後試圖顛覆。
電影裡有幾段重要的辯論，一邊是位於社會安全網內，接受良好教育經濟無虞，受到大眾尊敬的檢察官大友，母親年邁出現失智症狀入住安養院。另一邊是出身普通家庭的斯波，長照父親多年，掉落出社會安全網，父親過世後轉職居服員，選擇以極端手段追求他認為正確的事，幾段辯論都是圍繞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位置出發。
為了照顧長照失智的父親，斯波沒辦法出去工作，求助社福單位認為他有工作能力而遭拒，在親情的羈絆下，求助無門存款坐吃山空，日復一日把屎把尿看不到出路，最終崩潰。面對檢察官質問，照顧家人怎麼會是枷鎖，只要繼續努力就可以了，你們只是放棄了，殺人就是不對。斯波幾次反問大友，用詞直白點出核心。檢察官大友的生活有太多選擇的餘裕，如斯波的一般家庭卻沒有條件選擇。大友的母親入住安養院，幾場大友探望母親的場景，我們可以看到她母親都是乾淨體面的。對比一開場的孤獨死現場，以及電影中主要集中在失智症的長照現場，人如何活得慢慢失去掌握生活的能力，失去求助的動力，綁死在消耗身心的循環裡，人要活的體面是要條件的。
以台灣目前強調飯店管理專人照顧的養生園區，一個月收費為3-8萬，不含保證金且前提是生活可以自理，沒有一點經濟基礎是無法入住的。台灣目前最多的則是養護機構、護理之家，費用為3萬至4萬一個月，收容生活無法自理，需要重度人力照護的受照顧者，照顧人力來源以外籍看護工居多。除了物質經濟上的花費，面對長照壓力的家庭還要面對親情、家人羈絆、不孝拋棄父母的孝順魔咒，混雜無力自責愧疚的心理壓力。因此月薪20000萬沒有勞動法令保障的外籍看護工，就成了台灣長照的安全網。
我們正面對一個高齡化少子化的現實，醫療的進步讓人更長壽，未來長照需求只會增加，但人力卻越來越少。活著不是問題，如何活才是重點。台灣現行的長照制度提供極少的公共服務，導致照顧者，多數為女性，媳婦或女兒與受照顧者相互綑綁在家或選擇聘僱外籍看護工，是一個國家退位私人家戶承擔照顧責任的制度，導致家人殺害臥床親人的長照悲劇層出不窮，或放任外籍看護與受照顧者弱弱相殘，因勞動保障及長照資源不足，衍生許多對家庭看護工的歧視現象。根據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統計，2023年長照悲劇14起，2024年8起，平均每個月至少一起，追根究柢，悲劇來自性別、階級、勞動條件及社福制度的問題。
我們把上述的社會脈絡、政策制度及相關數字放回電影脈絡，重新去回答一個問題：
如果制度讓人活的半死不活痛苦不堪，我們能否輕易地批判斯波的殺人行為？隨著時代的發展，資訊流通快速卻片段破碎缺乏脈絡，我們傾向快速得到正確答案，因為那讓人找到立足點同時感到安全。但真相或正義本就沒有絕對的正確答案，如果我們停留在評判行為手段正確與否，卻不去思考制度給出什麼條件，人在其中又能如何選擇及行動，就不能促使制度朝著更好的方面修改。
勞工運動裡有一句話，每個勞工保障法令都是用勞工的命和血汗換來的。對我來說，刑事案件、工安意外、交通事故等有加害者的案件，終點不是懲罰肇事者，或是將殺人者判處死刑。我很喜歡電影最後一段的處理及光影運鏡，兩條故事線最終得到某種和解，電影沒有給出一個正確答案，卻指向一個方向，悲劇帶來改變的可能。我們應該去檢視結構的問題，如何讓保障更完善，讓社會安全網織的更密，承接更多掉落出網外的人，杜絕類似悲劇的發生，才是生命逝去真正的重量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