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十二怒漢》：當十二位陌生人決定一名青年的生死

文/簡竹書（新聞工作者）

「我們或許會放走一個殺人犯，我不知道，但我們有合理的懷疑，那是我們的司法制度中非常珍貴的一部分。」

《十二怒漢》是一部經典的美國電影，儘管拍攝於1957年因此以黑白片呈現，至今仍被認為是美國電影史上最偉大的法庭片之一。導演挑戰了全片九成場景皆在一間會議室的高難度手法，一路解謎的過程卻使電影一點都不枯燥。一名18歲青年被控謀殺自己的父親。年邁的鄰居證稱聽到青年說要殺了父親，並看到青年犯案後逃逸，一名女鄰居也證稱自己親眼看到青年殺了父親。現場遺留的凶刀，被推測是少年所擁有。幾乎證據確鑿。案件由陪審團審理，當時制度是必須12名陪審員皆一致同意，沒有一絲「合理懷疑」，才能判兇手有罪。由於案情看來十分明朗，兇手必是那位青年無疑，陪審團直接投票。不料，11人同意青年有罪，卻有1人反對，是一位建築師。

全片從那位建築師的反對開始，展開論辯：「這真的很難說出個什麼，我就是覺得他有罪。」「從證詞來看一切非常明顯，沒有人能證明他無罪。」「他十五歲進感化院，因為偷了一部車子，他還曾因持刀械鬥被抓過兩次，聽說他拿刀的動作靈活。」一名陪審員甚至因為趕著要去看棒球賽，不斷催促大家趕快一致投下有罪票，儘管這個決定將使青年被送上死刑的電椅。那天又特別炎熱，每個人都煩躁，想儘早判決後離開法院。

這便是片中陪審團一開始的面貌：群眾法律知識不足、充滿偏見且情緒化。有人說不出原因卻認定青年犯案、有人直接「有罪推定」、有人因刻板印象認為青年該死、有人甚至只想趕去看球賽。陪審員的身份被保密，可說有權無責，亂判也不會被發現。劇情呈現的，正是許多人對陪審團制度的質疑。此外，12名陪審員皆是白人、男性。

片中也點出公設辯護律師的問題：「他得去相信他的客戶是無罪的，但他並沒有。」「從這個案子他撈不到任何好處，對一位年輕律師來說，這不是一個好案子。」相較檢察官的指證歷歷，辯護律師無比消極，檢辯雙方明顯「武器不對等」。

直到「凶刀」的證據力被打上問號，劇情才逐漸翻轉。眾人開始一一檢驗每一項證據，最後發現，每一項最初看似鐵證的人證、物證，都大有問題。

扭轉判決的，是每一位陪審員的不同出身背景、不同年齡、不同職業。建築師找出公寓配置圖、實測，並因為他曾住在電車軌道附近，深知電車通過時噪音之大，鄰居大吵也很難聽到。一名老年陪審員看穿那名年邁證人的複雜心思，並觀察到另一名女鄰居證人的鼻樑上壓痕。戴眼鏡的陪審員說，那壓痕必定是長年戴眼鏡所造成。貧民窟長大的陪審員，示範了貧民窟的人都如何使用摺疊刀。

最後，沒有一位陪審員敢確認青年就是兇手。一切很可能只是巧合，而人類的腦補行為往往不自覺。

「我想應該沒有任何人知道真相是什麼。」「我們在賭一個可能性，或許我們錯了，我們或許會放走一個殺人犯，我不知道，沒有人知道。但我們有合理的懷疑，那是我們的司法制度中非常珍貴的一部分，除非十分確定，陪審團無法判被告有罪。」

這群出身多元、職業多元、生活經驗多元的陪審團成員，以多元的視角，透過集體討論，及時阻止了一樁重大冤案。全片從一開始流露出陪審團制度的所有缺陷，到最後呈現出陪審團制度的所有優點，十分有意思。法律帶有高度專業性，因此法律菁英被認為是執行審判任務的最妥當人選，尤其遇重大案件，群眾很可能不理性，此時必須靠法官堅守法律，即使可能因此遭輿論砲轟。這便是司法的本質，有時注定反民主，因為人民不一定是對的。

然而，法官就一定是對的嗎？法官的養成過程往往令他們難有豐富生活經驗，此外，專業菁英必然判斷正確嗎？菁英寡頭決策與群眾集體決策，誰好誰壞？這部片耐人深思之處在於，不論導演是否有意，都讓人從中看到了司法制度之外，司法與民主的論辯，陪審團的多元視角，攔阻了法律菁英的可能偏誤。

然而，沒有一項制度是完美的。片中若沒有那位嚴謹的建築師，無辜少年必定被送上電椅。而現實中，據統計，美國的陪審團也曾製造出不算少的冤案，誤關甚至誤殺所在多有。所有的制度，執行者都是人，若不戒慎恐懼的對待每一樁案件、嚴格落實無罪推定，不論何種制度都可能成為冤案製造機。對於近年開始實施國民法官制度的台灣，本片或許是很好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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