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虹瑾（新聞工作者）

想像一個情境：一名女性連續殺害多名嬰兒，會如何在媒體上被呈現？殺嬰女魔（或女魔）？嬰兒墳場？ 一個世紀前的歐洲，人們與媒體稱這宗案件為「天使製造機」。

「天使」的比喻當然是個地獄哏：嬰兒們是「被成為天使」；「製造機」指的是使嬰兒死亡的加害者：達格瑪。電影《帶針的女孩》（丹麥語：Pigen med nålen）靈感源自1919年丹麥連環殺嬰犯達格瑪·奧弗比（Dagmar Overbye）案，歷史上的達格瑪被控殺害9至25名嬰兒，其中很可能包含自己的孩子。她1921年被判死刑，後改為終身監禁，1929年死於獄中。

電影裡「拿針的那位女孩」並非達格瑪，而是年輕女子卡洛琳（Karoline）。她在戰後哥本哈根艱難求生，先生遠赴戰場卻杳無音信，為申請遺孀撫恤，到處碰壁。她申請補助未果，卻意外結識工廠上司情人，懷孕後對方卻無意撫養，與此同時，她丈夫彼得（Peter）戴著面具而返，面具之下是被戰火毀掉的五官。她轟出丈夫，攜帶長針至公共澡堂，企圖在浴缸裡親手為自己墮胎。

卡洛琳被年長女子達格瑪救起，對方說服她產下孩子。卡洛琳生產後將女嬰送往達格瑪開設、以糖果店作為掩護的秘密收養所，達格瑪稱會將嬰兒們送往律師、醫師家庭，並向這些出養嬰兒的母親們收取費用。卡洛琳沒錢，遂以母乳償還出養費，留在糖果店擔任嬰兒們的乳母，視達格瑪為善良的庇護者，然而，卡羅琳漸漸察覺不對勁，在目睹達格瑪殺死一名嬰兒後，她意識到自己的女兒可能早已遇害。夾在喪女、戰後貧困、情感錯位與身體恐懼之間，卡羅琳的主體性被撕裂；在面對「收養者其實是殺嬰者」、「丈夫成了陌生人」的多重現實下，終於選擇揭發真相。

多重壓迫下的主體重建

但別忘了，卡洛琳當初帶針走入公共浴場，原是為了殺嬰——殺她自己腹中的嬰。彼時她不是無辜的旁觀者，而是主動尋求終結生命的人。殺嬰動機也許是絕望：戰後生活貧困、社會不接受未婚懷孕、情人拒絕承擔責任。

這正是《帶針的女孩》最殘酷也最人性的轉折之一：當卡洛琳後來在達格瑪的「收養所」照顧別人的嬰兒時，逐漸與這些無辜生命建立情感連結。她逗他們笑，像母親一樣餵奶。也許她曾想殺死的，不是嬰兒本身，而是重複的羞辱和壓迫。正因如此，當她目睹達格瑪掐死嬰兒時，感到震驚內疚。她既是動了殺嬰念頭的人，也是後來為眾多嬰兒奔走的人。

另一值得關注的人性轉折，是卡洛琳與丈夫彼得重建的感情線。彼得赴戰場期間，卡羅琳歷經情感與經濟困窘，與上司發展戀情以致懷孕，一度盼望入住上司豪宅。鄉土劇般「母憑子貴」的想望，反映出女性對於經濟穩定的渴望，更反映缺乏社會支持下，女性能做出的有限選擇。

彼得回家後發現卡羅琳已懷有他人骨肉，仍表達願將孩子為己出，也明言在戰場失去生育能力。這一點為角色增添複雜性——他不是只是個想恢復父權秩序的男性，也試圖在傷痛中重建新的家庭結構（即使卡洛琳拒絕留下嬰兒）。彼得的創傷不只表現在身體，也經歷精神崩潰（PTSD）、情緒失控，最令人心痛的，是投身馬戲團，揭去面具，將殘缺外貌作為謀生工具，成為「異形表演班」的演員，在社會不接納殘缺與精神病患者的時代，被迫在邊緣求生。殘缺之人彼此扶持，是常見的戰後肖像之—：在剝奪選擇的社會裡，人類仍有能力長出倫理與情感。

➤ 《帶針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Needle）影片介紹

➤ 回殺人影展8 Back to the 8th Murder by Numbers Film Festi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