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怡慧（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客座副教授）

亞倫十四歲時，他的父親巴布羅．卡斯特羅（Pablo Castro）在德州聖體市（Corpus Christi, Texas）工作的超商停車場遭刺身亡，巴布羅生前是個備受親友愛戴、和善且熱愛釣魚的顧家好男人，他的驟逝讓少年亞倫傷心欲絕。

2004年案發當時，殺害父親的兇手拉米雷斯（John Henry Ramirez）只比亞倫大五歲，一個吸毒吸茫的十九歲小夥子作案後立刻潛逃出境。亞倫決心找出拉米雷斯，他將拉米雷斯的照片寄給《美國頭號通緝犯》節目要求報導，「就算沒有人在乎，還有我在乎。」他事後受訪時這麼說。

數年之後，警長來電告知拉米雷斯落網了。亞倫回憶：「我在法庭上看到他，還是難以相信他們真的抓到人了。」

拉米雷斯後來被定罪，判了死刑。他在死牢的十四年，每天二十三個小時都關在牢房裡。反對死刑的地區檢察官岡薩雷斯（Mark Gonzales）做出一項歷史性舉動，他要求德州刑事上訴法院撤銷拉米雷斯的死刑。地區檢察官因為道德因素要求翻轉死刑判決，這是德州史上前所未見的舉動，但法院駁回他的請求。

死刑不是被害人的「了結」

史密蒂．蒙德拉（Smriti Mundhra）製片、執導，獲得奧斯卡提名的《我準備好了，典獄長》紀錄了拉米雷斯遭執行前的最後幾天。片中我們看見拉米雷斯跟兒子伊茲說再見，讀出他寫給受害者巴布羅和亞倫的信，還有他與珍的相遇。珍是位讀經班老師，她每個月跟拉米雷斯會面，最終成為他的教母。我們跟隨著亞倫，經歷他二十年來心心念念的死刑執行，他在拉米雷斯執行前表示：「有人殺害你的父親，然後你要原諒他嗎？正義需要得到伸張。」

影片最後，觀眾看到亞倫最終釋出的原諒，雖不完美、充滿矛盾但非常誠摯，這形成本片的核心。這部片最令人心酸的面向之一是，即使單一受害者也會呈現出系列反應—在憤怒和渴望理解之間、在只有上帝才能做出的審判與定罪之間轉換。受害者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改變、不斷學習、不斷在困惑中掙扎。

身為被害人家屬的亞倫，試圖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麼，同時間，在另一幕，他坐在餐桌旁聽著拉米雷斯接受電台訪問，越聽越氣憤。當拉米雷斯回答電台主持人：「我已經為自己的罪行負責。」亞倫反嗆：「可是你逃了五年。」然而，在拉米雷斯遭執行那天，亞倫卻哭道：「我沒有權力審判他，那是上帝的責任。」拉米雷斯死後，亞倫告訴記者，死刑執行並沒有讓他感到「了結」：「今天有一條生命早逝，就像我十四歲所經歷的。我不會因此慶賀，這不是值得慶祝的時刻。」

被害人要什麼？這是令人百思不解的問題。被害人不是單一群體，而是涵蓋了不同宗教、文化和政治信念的人。而政客們早就發現，煽動情緒是獲得人氣的最快途徑，因此他們將自己塑造成反抗「寬貸犯罪者」的一方。

世界各地大部分的政客相信，若被認為對犯罪寬容，可能會斷送他們的政治生涯。學者們將這種現象稱為「刑罰民粹主義」，無論從美國到英國、從澳洲到台灣，民主體制都傾向於將大眾的憤怒和媒體的壓力轉化為更嚴厲的懲罰。

根據美國「安全與正義聯盟」的研究結果，大多數暴力犯罪受害者反對將長期監禁作為首要解方。三分之二的受害者認為，減少犯罪最有效的方法是擴大就業機會和確保住居安定，而非更嚴厲的刑罰。相較之下，超過三分之二的受害者表示，心理健康和戒癮治療、職業訓練和安置，才是打破犯罪循環更有效的策略。

成為加害者

 至於拉米雷斯，《我準備好了，典獄長》一片深入剖析他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我被正式設定過四次執行日期，這是我唯一沒有抵抗的一次。」他說： 「這是我得以離開死牢唯一方法。我做了一件殘酷且令人髮指的事……我可以了結、停止痛苦了。我永遠無法彌補奪人性命的過錯，我也不指望能獲得自由，因為我是個殺人犯。」

本片並沒有詳細描述拉米雷斯十四年的死牢生活，他本人也拒絕將他的成長經歷為犯行開脫─儘管他十九歲犯案時只是個年輕人。「我不想老調重彈，很多人都有個悲慘的童年。」他說，但不是每個人都成為殺人犯。

根據我擔任律師和監獄教育者的經驗，我發現很多受刑人拒絕「以受虐經驗為藉口」，這跟大眾的印象有差異。因為對他們而言，拒絕用社會條件來解釋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一種尊嚴的表現。正如我過去寫過的文章提到，這種尊嚴反過來構成了他們人格意識的基礎。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窺見了拉米雷斯悲慘的童年，沒有一個孩子應該經歷那樣的恐懼。 「塑造我這個人的主要根源，就是我和母親的關係。」他說： 「我的母親對我進行身體、精神和言語上的虐待。在我小時候，兒福機構把我帶走，因為她用吸塵器把我打破頭。」他的叔叔也曾涉入幫派暴力。

紀錄片帶來理解的契機

這部紀錄片獲奧斯卡提名後，亞倫在《好萊塢報導》發表了一篇文章回顧這部影片，並解釋他同意受訪的原因：「以前我收到過很多來自記者和電影製片人的邀訪，通常我會選擇忽略。」他寫道：「對於反死刑的另類宣傳，我並不感興趣，因為那不僅會美化我的殺父兇手，還會把我描繪成渴望正義的嗜血惡棍。」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導演努力想了解，讓他逐漸信任導演。導演蒙德拉完成採訪十八個月後，帶著完成的影片回來為亞倫放映，並陪伴他觀影。亞倫在影片中發現：「影片捕捉到的畫面令我震驚：我臉上流露出從未意識到的深沉情緒，以及那些意味深長的沉默時刻。」同時感受到紀錄片帶來的安慰：「我生命的創傷獲得尊重的處理，多年的情感創傷，透過紀錄片意料之外的力量得到了修復，比如，讓我聽到殺父兇手的道歉。」

拉米雷斯的道歉信寫道：「我只是想告訴你們（被害人家屬），我奪走你們父親生命的時候，不是一個好人。我很抱歉對你們的生活造成這麼嚴重的影響…… 我無能為力，無法彌補。我能做的就是努力做一個更好的人。」接著，拉米雷斯補充道：「我想讓你們了解，你們不是唯一的被害人，我的兒子也是被害人。我想跟你們說，我很抱歉。」

亞倫簡單地回答：

「我接受道歉。」

那一刻，他似乎改變了，平靜了許多。拉米雷斯的信，以及亞倫願意開信閱讀，為這個故事注入了一絲希望。

在此同時，拉米雷斯確認了一件痛苦的事實：亞倫並非唯一的受害者，他的兒子伊茲也背負著同樣的重擔。父子倆很家常地開啟最後的對話，彷彿這不是永別：「哦，你知道告別都很糟糕。」拉米雷斯說。接著，他對伊茲說，沒有他或許會更好，因為他可能是個壞榜樣。但他又說：「我活在這個世上，知道你會安然無恙，我會一直陪著你。謝謝你出現在我的生命中，也讓我出現在你的生命中。」然後他們對彼此說：「我愛你。」「我也愛你。」最後，伊茲哭了出來。

珍．楚希悠（Jan Trujillo）則是安慰和恩典的化身，她原是女子監獄的讀經老師，2011年，監獄的牧師邀請她前去探視拉米雷斯。她回憶：「我心想：我該跟他說什麼呢？」虔誠的她決定讓上帝帶領：「主啊，請祢告訴我，求祢引領。」她驚訝地發現，拉米雷斯很健談。珍每個月都會去探望拉米雷斯，從2011年到2020年拉米雷斯被處決，他最後也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某次，拉米雷斯問她是否願意當他的教母，因為他家人都拋棄他了，她答應了。「我原本是支持死刑的，但我花了很長時間去了解他這個人，他已經不是以前的那個他了，完全不同。」

珍朗讀著拉米雷斯的詩句：「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到底在哪裡走偏了？」在拉米雷斯死前，珍用《聖經》詩篇第 30 篇內容反駁他：「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麼益處呢？塵土豈能稱讚你，傳說你的誠實嗎？」根據這節經文，人類活著應該比在墳墓中更能表達他們的信仰，活著才能證明他們的道德承諾的價值和意義。

➤ 《我準備好了，典獄長》(I am Ready, Warden)​​影片介紹

➤ 回殺人影展8 Back to the 8th Murder by Numbers Film Festi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