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凱薩琳．艾波頓（Catherine Appleton）教授為挪威科技大學精神衛生系及聖奧拉夫大學醫院安全、監獄與法醫精神科研究與教育中心資深研究員，她的研究聚焦在「最嚴厲的刑罰（ultimate penalties）」，以及社會如何回應最嚴重的犯罪。

文／艾瑪（廢死聯盟實習生）

今年（2025）九月間，長期研究「終極刑罰」及「終身監禁不得假釋（Life without Parole，簡稱LWOP）」制度的知名學者凱薩琳．艾波頓教授應邀來台參與廢死聯盟主辦的「東亞廢死運動會——東亞論壇及青年工作坊」，廢話電子報有幸與他進行專訪，請教關於台灣死刑現況，以及死刑在政治、法律與社會輿論中被重新定位與討論的相關問題。

Ｑ1：目前臺灣的社會氛圍中，多數民眾傾向反對廢除死刑。請問透過倡議活動，是否有助於推廣廢死的理念？

艾波頓教授：

首先，我們應該先問，這個到處都被引用的「八成民眾支持死刑」的數據是哪裡來的、背後的依據是什麼？我的研究工作，正是要對照並分析不同國家的資料來源，以及觀察這些民意數據是如何取樣的。我們在使用任何數據來證明一個觀點時，都應該非常謹慎。例如，我們可以檢視這份調查中問題的設計方式，問題的表述方式很可能影響了受訪者的回答。

（廢死聯盟回答：這項民意調查是法務部發起的。）

艾波頓教授：

政府主導的調查本身就有其政策立場，這有客觀性不足的問題。應該由獨立機構進行民調，才能真正了解民眾的想法。在每一次有關廢除死刑的討論中，這個「壓倒性的多數」總會被拿出來作為論據；揭露這類民調的不可靠，或許能讓社會大眾願意進一步討論相關議題。

Ｑ2：台灣近期有立法委員想修改關於無期徒刑的規定，例如提高假釋門檻，甚至導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也就是說，在尚未廢除死刑的台灣社會，更嚴苛的刑罰選項卻仍陸續出現。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艾波頓教授：

這不僅令人深感失望，也讓所有人權運動者感到擔憂——因為台灣正在倒退，違背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中所承諾要遵守的規範。不僅如此，在113憲判8之後，台灣於2025年1月仍執行了死刑，在此之前台灣其實已有長達五年未執行死刑。我認為這違反了國家的權力分立原則。簽署並下令執行的決定，顯然是基於政治目的。

那次執行的衝擊極大，因為它產生的效果恰好與預期相反。若113憲判8真有意表達傾向廢除死刑的立場，為何不乾脆在判決中直接廢除死刑，並清楚地在理由書中說明。

如果死刑在一夜之間被廢除，又會如何呢？我相信台灣社會多半仍會照常生活，專注於那些真正切身的問題，例如如何維持生計等。這次執行除了違憲之外，更是政治性的。它並非一項社會共識，因為死刑議題在成為司法問題之前，早已是政治問題。

Ｑ3：常有社會大眾質問我們，為何既希望廢除死刑，卻又無法接受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作為替代方案？在討論最嚴重罪行所對應的刑罰時，似乎除了這兩種選項之外，其他都無法被接受。關於替代方案的討論，原本是希望能尋找出社會可以接受的中間選項或更多元的想像；但實際上，這個討論似乎更為艱難、甚至被二元化。請問您如何看待我們所遇到的挑戰？

艾波頓教授：

在這樣的情況下，討論往往被侷限在兩個選項之間：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或是維持死刑，而這兩者都違反人性尊嚴。我們該如何跳脫這個困境？讓我們回到根本：在台灣，人性尊嚴已被大法官認定為人的基本權利，其中也包含「懷抱希望的可能」以及「在某個時點被重新考慮釋放的權利」。「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有時看似比死刑「更好」，但它一點也不寬鬆——那代表被無限期拘禁，幾乎沒有再出獄的可能。

每一個案件都必須個別審視，因為我們不能假設每一位被審判的人都具有相同的矯治潛能。這正是在處理死刑案件時絕對應遵守的所謂「嚴格正當法律程序（super due process）」。

Ｑ4：對部分社會大眾而言，若死刑的替代方案是無期徒刑但仍保有假釋可能，受刑人假釋後若再犯，風險便會轉嫁到社會之上。基於這種對「不可控風險」的恐懼，他們傾向主張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作為死刑的替代方案。您認為，應如何改變大眾的思維？

艾波頓教授：

任何自稱是民主國家並以法治為根基的體制，都不應採用「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因為這項制度本身就與法治精神相違，這點無庸置疑。此外，這樣才能開啟討論：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當有人犯下極其嚴重的罪行時，我們應當如何應對？社會固然需要受到保護，但同時我們也必須守護人性尊嚴，而人性尊嚴包含了人能夠改變的權利。

台灣是一個安全而有秩序的國家，但令我驚訝的是，社會在思想上並不那麼進步。儘管台灣的近代歷史曾一度充滿暴力與血腥，但整體而言，現今死刑仍是相對少用的制度。我們或許可以從現存32個既沒有死刑、也沒有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制度的國家中汲取經驗，例如葡萄牙或挪威等，這些國家的社會運作一切如常。我們應該思考，為什麼他們能做到這一點，並從中找出一條可行的道路，讓台灣能邁向廢除死刑。

Ｑ5：在歐洲，許多國家是在紐倫堡審判之後廢除了死刑。東亞區域並沒有相同的歷史軌跡，您認為這是否導致東亞國家在推動廢除死刑的路上更為困難？

艾波頓教授：

不論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階段，人性尊嚴都應該被維護，而死刑正是對這項基本權利的侵犯。我認為，無論任何文化或歷史，都不是維持死刑的正當理由，尤其在現代社會，更沒有死刑存在的空間。

Ｑ6：在沒有死刑的挪威，即使不幸發生了布列維克（Anders Breivik）造成77人死亡的事件之後，多數民眾仍支持維持沒有死刑的制度。請問您認為背後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艾波頓教授：

根據挪威「無限期預防性拘留」制度，當受刑人服刑滿21年後，法院會再次審查其對社會的潛在風險，進行假釋審議。整個制度的設計目標是為了讓受刑人能逐步朝釋放、復歸社會的方向前進。此外，受刑人復歸社會的過程必須以「全方位矯治方法」為基礎，而這個改變必須來自個人自身的意願與努力。即使審議之後這個受刑人可能仍須繼續留置於監所中，但他仍必須給予假釋的機會。

Ｑ7：挪威先透過立法廢除死刑，再進一步寫入憲法。相較之下，大約二十年前，台灣政府嘗試以提高無期徒刑的假釋門檻作為推動廢死的策略，但最後只留下更高的假釋門檻，而死刑卻仍存在。您會如何看待這樣的決策？是否顯示政府當時對社會氛圍或情勢有所誤判？

艾波頓教授：

在我看來，政府並沒有發揮它應有的領導功能。我認為必須要有強而堅定的政治領導，先推動立法改革，再進一步進行憲法層面的修正；同時，也要確保司法保持高度的獨立性。死刑問題應被視為一項根本性的國家議題，也是一項人權議題，絕不能以政治算計的方式來處理，政府應該要有勇氣推動廢死。在台灣目前的犯罪率這麼低、死刑犯人數又這麼少的情況下，為什麼這個問題會被放得如此巨大？

與此同時，如果我們希望能獨立地處理這個議題，就必須進行一項獨立的民意調查，以推翻那個「八成民眾支持死刑」的說法。實際上，社會意見遠比這樣的數字更為細緻。過去的調查是由法務部主導，他們自然會透過誘導性的問題設計來操控回應。回到我先前的觀點——政府應該主動帶領、勇敢推動改革，而不是過度依賴民意調查、屈從於某個多數的意見；相反地，政府應多聆聽專家意見。民調往往助長恐懼，且其準確度不足，難以作為任何政治決策的可靠依據。

結語

 我們眼前面對的真實問題，就是獄政制度的失序。被判死刑的人，實質上是處於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狀態，他們往往會在獄中老死。有些受刑人罹患各種心理疾病，而在這種情況下仍被長期囚禁，無疑是不人道的，這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酷刑。「『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就是以無期徒刑形式發展出的另一種死刑」的說法似乎會觸怒大眾，但事實上，這兩者是緊密相連的。如果你主張廢除死刑，就表示你大致理解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對人性尊嚴的危害，而下一步，便是必須採取行動來改變這樣的制度。

目前「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最極端形態出現在美國，美國監獄中這類受刑人數量佔全世界約80%；光是這項事實，就足以讓我們堅定走向廢除LWOP的方向。改革的路徑應該是循序漸進的，一方面應區分罪名的程度（例如殺人罪、加重殺人罪、連續殺人罪等），另一方面也要考量個別案件的具體情況。

以歐洲國家為例，在英國，所有殺人罪依法都必須判處無期徒刑（雖然該罪名涵蓋範圍相當廣），但法官可依職權決定假釋審查的最低服刑年限；在德國，所有受刑人於服刑滿十五年後，均有資格申請假釋。

若要作一個總結，我會說——

我們應該要讓下一代思考：我們希望未來的社會變得更包容，還是更排他？這是我們長遠要面對的選擇。

台灣既然已經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那就沒有回頭路。這份承諾已成為憲法中的重要基石。台灣應該致力於落實這項公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我們應該向大眾介紹國際人權標準，例如《兒童權利公約》（CRC）、《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以及聯合國設定的全球目標——這些都是幫助我們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工具。

針對刑罰最根本的問題是：刑罰的核心意義是什麼？我們可以借鏡《曼德拉規則》（Mandela Rules），它強調以人性尊嚴為出發點，確保對受刑人的待遇符合人道原則。人是會改變的，那我們能做的是什麼？就是去放大並支持這種改變的可能性。

一個民主國家的發展軌跡，通常最終都會走向廢除死刑，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艾瑪訪後心得

艾波頓教授不僅是一位學者，也是一位教育者。我認為她的研究揭示出了一個概念——任何對死刑的觀念，其實都是社會建構的產物。換言之，改變下一代對死刑的想法，長遠地來看，也許是爭取社會支持的第一步。

因此，無論是針對一般大眾還是未來的公民，持續落實教育與維持倡議的行動都非常重要。這能幫助社會更清楚地理解「懲罰性司法」與「復歸導向司法」之間的差別。

在這樣的脈絡下，廢死聯盟一直努力以教育性、非對立的方式，讓社會認識持續保有死刑制度的危險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是廢死聯盟近期舉辦的第八屆殺人影展。藉由電影放映與對話，持續推動社會對死刑議題的思考與討論。

另一個關鍵步驟，是政府必須展現強而明確、目標清晰且高效的政治領導，在廢除死刑這個問題上不應拖延太久。由於台灣是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的輪替率必然很高，因此他們可能傾向於將最棘手的問題留到其任期的最後處理。有時，即使他們曾經承諾要面對這個問題，最終仍會選擇擱置，將責任留給下一任接替的人。這樣的行為或許可以預期，但既不負責任，也無法持續。

正如艾波頓教授所指出的，台灣司法的獨立性與客觀性問題，令人憂心。例如，在發生重大刑案後，政府便執行與該事件毫無關聯的死刑犯，以此作為「回應社會情緒」的做法——這在一個以民主與自由主義為傲的國家脈絡下，既令人失望，也顯得毫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