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李玗靜（廢死聯盟倡議專員）

時間 | 2025/11/13(四) 19:00-21:30

地點 | 左轉有書（鎮江街3-1號）

主持 | 郭怡慧（Michelle Kuo，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副教授）

講者 | 卡蘿‧斯泰克（Carol Steiker，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娟芬（作家／廢死聯盟理事長）

現場口譯｜李芃萱、吳孟軒（ Albert Wu）

廢死運動的啟蒙

斯泰克教授首先提及，自己在廢死運動中已經工作非常多年，這個旅程是從年輕時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擔任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大法官的助理開始。馬歇爾大法官是歷任大法官中唯一曾經為死刑案件辯護過的人，因為在他身旁工作，而同樣深刻地關注這些案件。

美國死刑的過去與現況

1980至1990年代是斯泰克教授的職涯早期，而那段時間正是美國死刑判決與執行在過去50年中的高峰。以1996年為例，全美當年共有350件死刑判決；1999年更有98件死刑執行，平均每週約有兩名死刑犯被處決。

然而，自2000年左右開始，美國的死刑情勢出現明顯轉變。近年來，每年的新死刑判決下降到僅約25件，每年執行死刑的案例也減少至25至30件之間，與高峰期相比下滑超過九成。

不過教授也坦言，美國要達到「全國性的」死刑廢除極為困難。若要達成此目標，必須依賴聯邦最高法院的憲法解釋。然而，以現任大法官的組成，在可預見的未來幾乎不可能作出廢除死刑的判決，因此教授認為未來一整個世代難以出現劇烈改變。

儘管如此，在過去 20 年間，美國已有11個州正式廢除死刑，使全美廢死的州提升至目前的23州，已近一半。另外有3個州雖尚未正式廢死，但已不再做出死刑判決；而有10個州雖保留死刑，但多年沒有執行，呈現實質停止狀態。因此目前仍實際執行或積極判處死刑的州已屬少數。因此在她看來，美國死刑制度雖然仍存在，但整體已呈現「逐漸萎縮」的趨勢。

教授最後提醒，討論美國死刑制度時，應細緻觀察其內部變化，也鼓勵大家在這些轉變中保持希望。

廢死論述的轉向：從誤判風險到國家權力界線

廢死聯盟理事長張娟芬分享，自己在倡議初期談死刑時，多半會從司法過往的案例切入，提醒誤判風險的存在。但隨著時間推進，她愈來愈多地從國家權力、憲法以及基本人權的角度來討論死刑議題。雖然這樣的觀點在社會教育中未必最容易開啟對話，但她認為這個非常重要。

她指出，在民主社會中，每個人都必須意識到自身作為公民的角色，而身為公民意味著要明白，公民與國家之間始終存在一種必要的緊張關係。公民不應期待看到壞事發生時，就由國家代為出手、替自己「把壞人打死」。這種期待源自傳統的父母官心態，與現代民主社會所需的公民意識正好相反。

因此娟芬後期談死刑時，更希望從「國家權力的界限」切入。她認為，死刑這個議題本身就具有提醒社會、滋養公民意識的功能，促使人們時刻警覺，並防範國家權力擴張。

人性尊嚴的憲法底線：法院不能跟著民意走

斯泰克教授認為，法庭作出判決時並不是基於民意的代表性，因為司法的背後並不是民意，而是對憲法的詮釋跟實現。美國的憲法當中非常重要的第八修正案，其內涵包含人不應該受到酷刑或非人道的待遇。而這個標準應遵循著不斷演進的人道標準，隨著社會的進步和變遷持續演進。

觀察美國周邊國家，大多數國家已經逐漸廢死，甚至在美國國內也有一些州已經廢除死刑。我們可以看到，死刑逐漸不符合文明社會隨著演進所形塑的人性尊嚴標準。

斯泰克教授進一步舉例，在美國歷史上，當時南方州仍希望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但司法率先以判決要求廢除這個政策。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法庭應該忠於憲法，而不是迎合民意。

廢死運動的核心任務：把是非題變問答題

娟芬認為廢死運動有一個最核心的任務，就是與支持死刑的民意溝通，而這個任務無法用任何其他的方式繞過去。若廢除死刑不是透過社會運動的途徑，而是以政治遊說達成目標，其實並沒有真正改變社會的集體意志。

而娟芬認為，廢死運動之所以在這些年來如此困難，雖然有一部分原因來自於主流民意支持死刑；但更大的原因在於，我們始終缺乏一個良好的公共討論空間。

民主的重要基礎在於每個人都必須是「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公民不僅要投票，還必須在決策前取得足夠的資訊，並具備理解與處理資訊的能力，才能進一步形成經過自己思考的結論。

娟芬認為促成這個過程，即是廢死運動重要的任務。必須努力讓問題從「是非題」變成「問答題」，協助大眾去思考：刑罰在我們的社會裡面代表什麼意義？罪惡的行為在我們的共同體裡面應該如何處理？而不是只停留在 yes or no 的選擇。

刑事判決的兩造：國家 vs. 加害者

斯泰克教授指出，我們常以為司法制度是為了被害者而存在，但從法庭中的結構就能看出並非如此。法庭的兩造是「國家 vs. 加害者」，而不是「被害者 vs. 加害者」。換言之，加害者所造成的社會損害及其應受的刑罰，是由國民作為整體，再透過國家加以判定。

我們當然應以最大的同理與尊重面對被害者及其家屬，理解他們的失落與痛苦；然而司法系統卻不能完全順從被害者家屬的願望與想法，何況不同的被害者家屬往往也會有不同的意見。

也因此，當一些被害者家屬站出來表示他們不希望死刑時，那將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在美國有一個被害者家屬反對死刑的組織，他們的聲音在公共討論中一直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從亞洲價值到民主價值

娟芬回應，「亞洲價值」這個概念最早由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提出，而她認為，這其實是一種威權國家在面對民主與自由時所展現的抗拒姿態。這個論述彷彿在說：「你們認為民主、自由是好東西，但我們亞洲人有我們自己的想法。」

接著她談到，若要我們提出「台灣價值」是什麼，我們可能會直覺地想到民主。既然身為一項價值，民主必然是我們認為驕傲且值得追求的事物，也象徵著這是我們希望台灣在國際上被賦予的標籤。既然如此，死刑怎麼可能成為代表台灣的價值？因此，當有人聲稱死刑是「亞洲價值」時，我們應進一步追問：你認為死刑象徵什麼？而那樣的象徵，真的是亞洲人共同認同、共同喜歡的東西嗎？

娟芬指出，其實不難發現，「亞洲價值」往往是在某件事情不符合民主價值時，才被端出來作為正當化的理由。也正因為缺乏民主正當性，論述便會轉向儒家思想或傳統文化作為支撐。她認為，這個現象正是台灣與其他亞洲國家共同必須面對的困境。

主持人郭怡慧也提到，其實死刑從來不是台灣原生的制度。在台灣原住民族的社會與文化中，原本不存在死刑的概念，這項制度是外來政權強加於人民的產物。自荷蘭政權將死刑引入台灣後，它便被國家作為施加暴力的工具。她認為，這樣的觀察是一個重要且有力的論述。

在彼此之間找到力量

娟芬最後也分享，自己之所以能持續走下去，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在一次次活動與互動中重新找到力量。當一個人獨自面對時，難免會覺得熱情被磨耗、感到無力，甚至懷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有意義；但每當大家再次聚在一起，都能夠從彼此的觀點與經驗中聽到新的想法，這些交流所激盪出的火花，總能再次帶來對於共同體的啟發。

她也希望，不論是今天的活動，或是廢死聯盟未來持續舉辦的各種行動，都能透過公眾的討論與參與，一點一滴滋養我們對於共同體的想像與憧憬，並在彼此的連結中獲得再次前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