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影展
自2004年初冬，歷經了六屆殺人影展、十五年時日，死刑仍然沒有因其種種爭議而消失在當今台灣，但這漫長的時光並沒有就此虛度，死刑的支持與反對，仍然不斷地在對話，不斷地在尋求解答。
【影評】《無罪可赦》
文／周星星
首先來提一個司法概念：「無罪推定」（présumé innocent），法文直譯是「先假設是清白的」。再看看《無罪可赦》（Présumé coupable）原來的片名，法文直譯是「先假設是有罪的」。當然，「有罪推定」既已經不符合人權，恐怕也已經不適現行司法程序。用「有罪推定」來當電影片名，其所站立場已經路人皆知。
《無罪可赦》改編自十多年前法國北省（Nord）真實社會案件，烏陀（Outreau）小鎮的集體性侵幼童案。面對《無罪可赦》這樣一部影片，勢必遇到兩種類別的觀眾：一種是已經知道烏陀案的法國、比利時觀眾，另外一種是完全不知悉烏陀案的觀眾。後一種觀眾，應該會在觀看《無罪可赦》的同時，不斷地在心裡面問：「男主角是清白的嗎？」「真相是什麼？」就是要在心裡面提問，像《無罪可赦》這種類似司法不公的法庭電影才發揮其公正（justice）的功能。
本片是根據男主角阿藍˙馬黑寇（Alain Marécaux）已出版的書《我的司法冤案紀事》（Chronique de mon erreur judiciaire (Paris : Flammarion, 2005)）來改編，因此影片立場自然只站在男主角這一邊，連男主角的妻子、孩子們都顯得像是插花性質。影片立場站在男主角這一邊，用意恐怕不只是要強調司法冤案不僅追不出「真相」以及「清白」跟「有罪」的辯證真理，而是更有意地要透過男主角具體的人、運用影像，將一具「人」的身體澈底展現開來，讓觀眾能夠更具體地感受到某一種肉體的變化、被折磨。
如果烏陀案就是一樁天大的司法冤案烏龍，該影片的教育意義就是在：任何人，電影觀眾（這意謂不分國界的所有公民）、司法界人士在面對一件一件個案之時，對一件一件事件或一件一件說法跟證物下判斷時，能否秉持「理性」去找出彼此的矛盾、故意不理會「人性」（『人性』意謂會『先假設是有罪的』）。正是因為過多的人是因為「人性」，例如媒體已經報導過、警方跟檢察方已經陳述他們的理由，才會作「有罪推定」的判斷；但不管是「有罪」、「清白」的真相判斷，最後的判準依舊還是理性。
本人當時已經同步跟上烏陀案，有一件非常關鍵的事沒有被影片「演」出來：幼童的說法（事後被證實是聽從父母天花亂墜的瞎掰）被一位女性心理醫生判斷具「可信度」，但該位心理醫生本身已經就是兒少保護社團的幹部，其心證恐怕已成。沒有人真的就是男主角他本人或他的律師，因此，當媒體報導說心理醫生判斷幼童的說法具可信度恐怕也已經讓諸多「看熱鬧的人」推定男主角是有罪的。怎麼樣讓電影觀眾、所有公民不淪為「看熱鬧的人」，落實理性原則、讓所有清白的人不必遭遇司法冤案跟非常具體的身心折磨，依舊是我們所有人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