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徐自強練習題裡的知面、刺點與亮點

吳東牧（PNN 冷門中心）

     對於我這樣一個新聞記者來說，其實不該是個寫影評的料，尤其不適合輕率評論自己採訪的題材。一則在電視台打工十幾年並沒積累出什麼影像美學，不是個跤就不該假扮文青；二則這個故事太熟悉，打從進電視台第一年，案件定讞後的第一場救援記者會就參與採訪，新鮮度全無。但應導演邀請看了粗剪版本，驚覺自己在本案救援16年採訪過程所見之褊狹，因此甘做野人，願將「開眼」後所得略作分享。

     儘管導演第一人稱在影片一開始，就刻意以對主人翁與冤案救援將信將疑的姿態出發：邪惡廢死聯盟所說的不算數，愛子心切母親的眼淚也不算數……但大家心知肚明的是，貫穿《徐自強的練習題》全片的法律辯證，一言以蔽之，就是無罪推定。透過對主人翁的貼身採訪、民間司改會(本片金主之一)的拆解，逐漸展開反轉。直到影片快結束前，曾對徐案原本的死刑定讞判決進行評鑑與尖銳批判的台大法學院教授李茂生說了這段話：

法庭作為最後一個堡壘，我們要違背人性的去做一個合理的判斷。這個違背人性的合理判斷，是人類繼續發展下去必要的根基。

     如果我們羅蘭巴特那本知名的攝影札記《明室》中所說的「知面」借用到這部紀錄片上頭，這句話也許就是「無罪推定」這個知面的總結。導演透過影像敘事所要號召的「意義」，透過大量受訪者的熱血言說，固然還是能令人義憤填膺。但大概就是我在文章開始所說的，經過大量媒體曝光，大家對案情已經相當熟悉，總是沒有太多意外的驚喜。

     所以要說這道「練習題」就那麼平平無奇嗎？當然不是──其實在影片開始不到三分鐘，導演第一人稱引出本片另一「金主」，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也許可以再借羅蘭巴特的「刺點」為喻──那就像是從螢幕裡「射出一支箭來」，深深插入觀影者的心窩，同時充滿整部影片。不管侯大還是侯副，來頭不小，在片中對於案情抽絲剝繭其實無足輕重，充其量只是個「特別客串」，但這小細節卻是個大驚喜：

「這個案子是我辦的，已經大概二十年了吧？最後有一個法院還在審判的徐自強，所以這部叫《徐自強的練習曲》。這很有意思。我覺得很棒，把他的故事拍成一個讓人家去省思的問題……」

     好個雲淡風輕、語焉不詳的警示通言？這位今日在政壇蓄勢待發的媒體寵兒，當年可是警界天狼星。「侯大隊長」在當年帶領的專案小組，是如何突破黃春棋、陳億隆的心防？警察的移送書上，徐自強在這起綁架撕票案裡扮演什麼角色？當年的公文書上的推論沒有問題嗎？這個故事究竟讓您省思了哪些問題──看完影片，您是否願意幫我們拔掉那根扎心之刺？

     可惜本片對於身處司法出海口的法官的責難，終究比位於上游的警察多了許多。於是警察明明甚為可疑，偏偏又難以質疑。導演雖然在片中另外找了兩次機會要質疑他的「金主」，卻只能請空氣回答。

「侯副市長……你與台灣的司法人員，也願意來做徐自強的練習題嗎？」

心態三變

     紀錄片的重點固然放在「無罪推定」這個「司法必須違背人性去做合理判斷」的難題。導演對於「侯大隊長」涵括的司法界，乃至於自己所涵括的普羅大眾，提出了這道練習題的解題邀請。但片中主人翁徐自強，卻有另一道生命態度的練習題要面對。也許巨大到難以筆墨形容，導演沒有明說，卻成為影片中另一股不斷推進的伏流。

     曾隻身走過死蔭幽谷；26歲到43歲的盛年時期，形同失去家庭與社會，想守護他、以及他想守護的人，彼此隔絕在石牆鐵窗之外，更重要的是，除了家人，已經沒有任何可以信任的對象──哀莫大於心死，徐自強面對演講聽眾的這段回憶，說的是自己心靈的乾渴，卻也是對司法制度最嚴厲的控訴：

「其實我有很長一段時間就是不相信人。因為你被朋友這樣對待；還有去法院、法官這樣對待你，所以你對人是完全不信任。司改會剛介入，我也是很不信任他們，我只覺得他們是在作秀……其實我在更一、更二的時候就放棄了。我那時候只想趕快死掉算了……那段時間，明天對我來講是空白的。我不知道有幾年沒有講過我明天要幹嘛……」

     幸而他終究熬過那段令心靈無法動彈的司法壓迫。但累累傷痕如何修復？另一段主人翁與導演之間看似無奈的閒聊，也許可做為2012年獲釋之後，心境首度轉變的註腳：

     很阿Q是嗎？但面對冰冷的國家機器，即使加入司法改革的行列，或也將如投石入海，能奈它何？於是這一段，竟然索性豁達起來：

「會有人問說，我現在對法官、對法院信不信任，我都會回答說，我相信人。我相信人會改變，人會改變。所以，我現在對人是很有信心的。至於恨不恨他們？早就不恨了……」

     心態變了，開始相信的「人」果然也改變了。徐自強終究得到第一次的無罪判決，傑克這真是太神奇了──你也許可以很直觀的質疑：這幾乎是以德報怨了！會不會有點矯情？但對於這段日子與他有些近身相處經驗的人來說，應該不會有這樣的疑慮。

     超過20年和冤獄糾纏著的人生，以35分鐘的紀錄片呈現，或許難以呈現主人翁心態轉變的箇中幽微。幸而本片另有長版，或許呈現了更多較為明顯的「機轉」。例如，徐自強與救援志工之間更多的互動；又如，案發當天他那個恰巧小學一年級剛入學的孩子，在父親獲釋後不久升格人父。這些人情浸潤，以及「死而復生、生生不息」的情境，應是短版限於篇幅不得不做的割捨。

     除了透過訪談，這些隨著事件發展的無形心境轉折，也從片中徐自強的人像描繪得到印證──年少的青稚、案發前些許「tshit-thô-gín-á」的氣味、定讞死囚在看守所望向窗外的荒謬感、獲釋那一刻的茫然不真實、重回社會初期的猜疑與疏離、「再社會化」後的穩定感，乃至於具有哲思意味的談話神情語氣──從一個被司法巨靈擺弄的客體，逐漸回復為一個具有主體性的人，雖然在次序安排上稍嫌混亂，但大抵沒有逃離鏡頭的編排與刻寫。我想，這也正是本片影像較諸歷來「斷代性」氏的影像或文字報導，最為無可取代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