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安冬（廢死聯盟志工）

編按：

《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至今不過一年的時間，每當有重大刑案發生，許多情景卻仍在現實生活中不斷上演，也許我們可以有機會透過《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這本書來好好了解同樣是被害人的加害人家屬。

本次【廢死星期四】怕死讀書會，我們一起來談談《加害人家屬：不能哭也不能笑的無聲地獄》這本書，邀請到辦理過許多重大案件、長期與被告及家屬接觸的法扶律師薛煒育，以及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李家驊，就他們的經驗和觀察來分享。也請廢死聯盟法務主任林慈偉來跟我們一起談談他在實務上的見聞。

「想到被害人與被害人家屬，我們身為加害人家屬無論多麼悲傷痛苦，都沒有立場開口。」

薛煒育律師是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專職律師，辦過許多重大刑案的他，不只幫被告辯護過，也擔任過告訴代理人，替被害者發聲。煒育被廢死聯盟的法務主任林慈偉稱作是「全台灣背負最多人命的律師」，但當他一拿起麥克風，開口分享的案件，卻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小案件」—詐騙車手。低收入戶的家庭出身，一個剛滿18歲的少年，中輟的他為了打工賺錢，就去當車手。在與被害人談和解時，少年誠心認錯，他的父母也非常願意賠償，可是面對被害人，少年的父母卻低著頭，久久說不出話，因為他們害怕開出的金額會被對方認為沒有誠意。薛律師說，站在被害人的立場，一定會希望自己的損害能夠盡量被填補，「可是我們真的賠不起那麼多錢。」身為加害人家屬的他們，能說什麼？又，如果是更嚴重的、牽涉生命的犯罪，金錢可以彌補嗎？

他們也很想知道，他為什麼殺人？

煒育提到，曾辦過一個案子是兒子亂棒打死了自己父親，他的家人同時身為被害人家屬和加害人家屬，起初非常不能諒解他，甚至請求法官重判。後來在訴訟中才挖掘出事情的脈絡：這個父親長期酗酒，且酒後家暴。事發當天，父親又喝了酒，跟兒子起了爭執，父親把球棒砸向兒子，兒子敲了哥哥的房門尋求協助，但哥哥在睡覺，沒有反應，他退無可退，只好拾起球棒反擊，於是發生了這場悲劇。而更多的案件中，家屬們的疑惑是找不到答案的。

我其實只能幫上一點點忙，更多時候，我的努力是無效的。

曾有一個殺人未遂的案件，在兩年的纏訟過程中，被告的妹妹懷孕了，這個妹妹不僅每一次到庭，只為了「可能」在最後開完庭的時候和哥哥講上一些話，還總是挺著大肚子去看守所看他，這也是煒育執業生涯中見到的其中一個加害人家屬。煒育最後一次和被告的妹妹聯絡，是她寄了一條彌月蛋糕給他。身為被告的律師，能做的除了維護被告訴訟上的權利，煒育也試著去設想家屬的需要，雖然更多時候，被告或家屬不一定領情，但只要能改變一點點、避免一些些悲劇的發生，他說：「這樣就夠了」。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李家驊說，這些年他拜訪監所的感觸是，非常多的受刑人都是在社會上相對弱勢的人，他們也許教育程度不高，所以不懂如何為自己辯護，於是很容易被法官認為是「不知悔改」。所謂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句話，家驊說，他並不相信。這並非指責司法人員，而是因為「法官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會有其『主觀』意識」這是無可避免的。

我們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斷面去理解整個生命的狀態

死刑犯也是人，他們也是人生父母養的，從父母親的角度來看，他們很可能真的不瞭解自己的孩子為什麼會這樣，甚至家驊親耳聽過許多加害人的父母說：「多希望當時死掉的是我的孩子！」可見家屬是多麼地痛苦。家驊提到他認識的一位曾經作姦犯科的更生人，他在改過自新後當了老闆，雇用的所有員工都是更生人。親眼見證這麼壞的人，都能夠變好，家驊感觸極深地說：「我們很難用一個簡單的斷面去理解整個生命的狀態」。而讓這個更生人大徹大悟的關鍵人物，是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在他剛出獄、沒有人願意搭理他的時候，陪著他在鐵皮屋裡蓋著報紙睡覺，讓他非常感動，繼而有如此大的改變。加害人的家屬往往是最能拉住他們的人，但我們的社會卻不願意支持加害人或其家屬。

連坐文化—加害人的家屬也是罪人

李導演說，我們常常看到犯罪者的父母出來道歉，這就是「連坐罰」文化的展現。對加害人的家屬來說，能夠做的，似乎只有「切割」。《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中，其中一個死刑犯的哥哥被別人打斷手，他的家人對外只能否認自己是加害人的家屬，搬家再搬家、一逃再逃。

「我已經很久沒有走那一條前往接見室的通道了」

廢死聯盟的法務主任林慈偉曾經幫一個死刑犯打電話給他的母親，他的家人已經很久沒去看過他了，而冬天來臨，他需要一條厚棉被。慈偉撥通電話，但對方沉默許久，最後吼了一句：「你要做什麼啦！」慈偉說，他可以想像加害人的家屬這些年來飽受媒體和街坊鄰居的指指點點，才會變得這麼害怕、防備，而那條厚棉被，廢死聯盟就買給他了。有非常多家屬，真的只能選擇和加害人切斷關係，曾有一名死刑犯對慈偉說，他已經很久沒有走那一條前往接見室的通道了，長達兩、三年的時間，沒有任何人來看過他。

其實他們都只是普通人，是別人的爸爸、隔壁的阿伯

前陣子有個死刑犯請慈偉幫忙聯絡他的女兒，這個女兒現在是一名大學生，在11歲的時候就因為父親犯了罪而被交給阿公、阿嬤養，慈偉打給她之後，當天下午便再去見了這個死刑犯。他說，這個父親一聽到女兒的消息，馬上回復到一個「爸爸」的角色，聽得出來他對女兒感到非常驕傲，卻也歉疚萬分。慈偉說明，認識這些死刑犯，讓他更堅定地支持廢除死刑，他們也是人，是別人的爸爸、隔壁的阿伯，並不是長了角的惡魔，也不是三頭六臂的怪物。

接觸的資訊越多，看到的會越全面

慈偉認為，當我們對一個人的認識越深，就會對於「死刑」越感到遲疑。我們不需要真的成為加害人或被害人的家屬，才去碰這個議題，因為那是一件非常傷心的事情。只要願意去接觸更多資訊，讓自己去看、去思考，無論是電影還是法庭觀察等等，都是認識這個議題很好的方式。

最後，慈偉提到，廢死聯盟幾年前出版的《隱形的吶喊—犯罪被害人心內話》，採訪了十位「犯罪被害人」，他們分別有著不同的樣貌，而其中三位就是「加害人的家屬」，事實上，他們亦是這些犯罪中的「被害人」。

複雜的社會案件與看似對立的社會議題，其實只要願意多一點理解，也許就能撐出彼此喘息的空間，哪怕只是一點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