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死星期四】比判決書更寫實的社會寫實電影

文/羅禮涵(廢死聯盟倡議專員)

時間|2021年9月9日19:00
地點|左轉有書(台北市中正區鎮江街3-1號
主持|吳佳臻(廢死聯盟副執行長)
與談|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黃致豪(律師、Podcast《法客心法影劇組》主持人)、樓一安(《該死的阿修羅》導演)

 

戲劇和真實人生不一定是那麼一刀兩面劃分的事情,虛擬的戲劇裡可能透過誇飾、魔幻,或其他戲劇張力的呈現,讓我們更徜徉於那樣經過巧思鋪陳的氛圍裡。但有時候真實人生的乏味也不一定就那麼必然,「人生如戲」,但下戲後的人生沒有了濾鏡的調合,拿掉了過份鋪張的詮釋,剩下的人生困境和艱難才是血淋淋的真實。近年有越來越多流行文化透過戲劇作品,拋出更多發人省思的問題,試圖拉近一點虛構和現實的距離。

取消文化—誰決定誰在公領域的存在與排除?

黃致豪律師首先分享了自己最近看的一部劇《地獄公使》。它是一部透過超自然現象,像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超自然怪獸活活打死等劇情,探討一個人到底怎樣才算是有罪。是「自然法」人生來具備的罪,或者「實定法」指的做出被法律認定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他也接著說到了關於—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概念。取消文化講的是如果今天這個人的言行有什麼瑕疵,你不喜歡這個人,就不允許這個人的言論再出現在公共領域。致豪律師也分享他的觀察,認為這個現象之所以可怕,是因為無論是極權國家或是民主國家,都有越演越烈的趨勢,也就是「當你犯了一個罪,你就必須要消失在我眼前、消失在公共論壇、消失在這個公共領域中的氛圍」。再連結到最近一起有關於女性政治人物疑似受到傷害的新聞,我們可以發現除了這個案件本身被討論外,更多的是這個人過往的一切都被拿出來檢討,包括他曾發表過的文章、往來的對象、是否吹噓自身的財務狀況等。有時候當我們追求對於某些行為黑白是非的二元判準,我們會用力過猛以致於失去控制力道,於是社會開始一連串非常有意識的、冷酷的狩獵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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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公使》海報。 圖/Netflix 

 

誰有罪?誰該死?—一個行為各自審判

主持人吳佳臻接著說到,死刑其實就是國家認為某些行為是「該死」的,並以公權力把人民排除、消滅的一種刑罰。舉例來說,在台灣,某些罪行包括殺人,或結合其他行為但最後造成有人死亡的結果,目前都有可能會被判到死刑。在台灣毒品犯罪目前實務上法院比較不會判到死刑,但在東南亞的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國家,陸續有毒品判死的案例。又或者,在台灣同性戀是不會以刑法入罪的,但有些國家卻被視為十惡不赦,甚至可以處以死刑的行為。明明同樣的一個行為,究竟是誰來決定它合法非法、有罪無罪?同樣的一個行為,在不同國家可能有不一樣的判斷和結果,因此,死刑並不是一個公平的刑罰,也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正義」量尺。

文化公民權—沒有娛樂歸娛樂、政治歸政治這種事

何撒娜老師分享自身經驗,當初因為想做現代化的研究而去到韓國首爾,也為了更瞭解韓國文化、韓文的使用語境等原因,開始追起了韓劇。她透過韓國電影和戲劇,得以拓展世界觀。在這個過程最大的感觸是,韓國很多戲劇電影的創作者,是真正的把這件事情當作自己的社會責任,透過戲劇的方式讓大家認識社會議題。

孔劉在《咖啡王子一號店》時形象非常好,成為韓國戲劇圈的一線男星,韓國「四大國寶」之一。退伍前他本來可以華麗回歸,拍一部有市場話題的戲就好,但他沒有這麼做,反而執意要將當兵時閱讀到孔枝泳寫的《熔爐》拍出來,讓更多人關注特教學校性侵事件。這部劇成功讓性侵案件重啟審判,甚至促成修法。這個案件中的被害者很多都是弱勢階級,加害者則多是地方有名的人士,這些因素增加了案件翻轉或重新獲得矚目的困難性,但地方的人權團體並沒有放棄救援,如今再透過戲劇傳媒的影響力注入,成功讓韓國社會重新重視這個議題。類似的例子讓撒娜老師有了很深的體悟,她認為這個社會確實是需要分工合作的,每個人在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任何一個環節只要斷掉,這個事情就不可能發生。

再提到另一個例子,BTS防彈少年團作為K-POP韓國流行音樂的男團,同樣用自身的影響力,發行歌曲《春日》,以紀念2014年韓國的世越號沉船事故。撒娜老師說:「看到這些娛樂界的人用自己的力量盡社會責任,我認為這就是文化公民權的展現。而身為大眾的我們則是用電影票、購買專輯的錢去支持這件事情。」流行文化當作公民領域,用一般人最能夠接受的方式作為溝通。從他們創作的軌跡,不得不說他們的確都把這些社會事件當作自己的責任,運用自身的影響力去推動社會的關注或前進。


BTS防彈少年團《春日(봄날 Spring Day)》MV。圖/ 翻攝自BTS (방탄소년단) 官方Youtube。

 

本質與選擇—一個人不可能只有一個面向

以《該死的阿修羅》甫獲金馬獎最佳劇本獎入圍的導演樓一安,一開始就點出了自己做戲劇最核心的理念:「必須要有我想要講的東西我才會拍。」對他來說,一直想著收視族群在哪裡、觀眾在哪裡,不如問自己:「這真的是你想要講的故事嗎?你想要講這個故事是為什麼?你抓到了嗎?你有沒有用一個更好更有趣的包裝、對話、懸念設計來吸引觀眾?」

回顧樓導過去的作品,無論是《一席之地》、《失控的謊言》,或是今年的《該死的阿修羅》,片中都有死亡的議題,但對導演而言,他認為自己並非特別愛講死亡,但那的確是一個戲劇張力來源,用「死」來呈現世界的荒謬。他希望可以在自己的戲劇裡帶出引人入勝的思考:「一個壞人就真的是惡魔嗎?」或許這些可能被認為是惡魔的人,將他客觀還原、剖析後,他就跟你我一樣只是一般人而已,只不過因為一個偶然或是錯誤的選擇,成為大家認為的那個惡魔。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機會,成為不一樣的人,而我們是不是有足夠寬闊的心,去看待那個不一樣?

致豪律師補充自己執業律師的經驗,接觸過太多所謂的魔鬼、人渣、殺人魔王。但那些被媒體刻畫成最惡的惡人,接觸下來也不過就是普通人而已。這個社會好像很喜歡看極化的描述,認為好就是好到爆、壞就是壞到極點的人。然而我們如果有機會讀《異鄉人》、《麥田捕手》等作品,我們會發現人有很多不同面向,有些人可能只是某個情況下沒有更好的選擇,而做出錯誤的決定。

撒娜老師分享自己很喜歡的一本書,叫《天生變態》。書中描述一個很聰明的腦科學家,長期研究心理變態者的大腦序列,他找出這些人的共同點,發現他們腦部的某種結構排列,讓他們缺乏道德感、同理心。在這樣的推論屢試不爽的時候,他意外發現了自己的大腦圖像也跟這些心理變態者的一模一樣,因此開始疑惑自己的研究哪裡出了問題,追根究底才發現自己的家族史中確實出現過多名冷血暴力的殺人犯。然而他自帶這樣的基因,卻沒有變成殺人犯,甚至成為一個德高望重的腦科學家。撒娜老師說這讓她感觸很深,相信後天的家庭教育、社會支持,才是不讓他落入殺人犯的關鍵因素。

樓導也重新強調,自己的作品講的是人的本質和選擇這件事。在他的電影裡,殺人犯到底該不該死並不是真正的主軸。而是劇中這些角色,他們各自因為不同的選擇和機會,而有不一樣的生命時,他們會做出什麼行為表現。這才是他希望可以帶領觀眾一起去思索跟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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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死的阿修羅》海報。圖/翻攝自「該死的阿修羅 Goddamned ASURA」臉書粉絲專頁。

 

記得與忘記—憤怒衍生的力量該怎麼延續

作為支持廢死的律師,致豪律師一語道破了自己的觀點:「死刑這個制度擋在路中間,他擋住我們看到全貌的可能性,也擋住我們去尋求一些更好的解決方式、更好和解的方式。」他強調,刑法和刑事法並不是為了被害者而存在,現代的刑法概念是為了確保社會的和平秩序,而不是拿來作為復仇的工具,如果這個前提被建立被接受,就比較容易討論死刑的問題。「期待國家的司法審判可以作為人民情緒的出口」,這件事情先天上就有認知的偏誤。國家的體系從來都不是為了正義或是還一個公道而存在。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想見台灣社會有很多情緒、承載很多正義。唯一遺憾的是,台灣人的憤怒不夠持久、深入,且總是對著「個人」而非政權憤怒。鄭捷死了,我們應該每一天都要扣問法務部、教育部,我們做了什麼來確保沒有下一個鄭捷?如果我們的憤怒如此深切而廣泛,社會應該要討論的是這件事才對。

至於韓國怎麼記憶?撒娜老師的觀察是,在韓國,當一件事情發生後,他們不斷推出連續劇、音樂、文學、影像作為載體,促使大眾記得要找到真相,不要忘記這件事情。整個社會需要被療癒、醫治,透過各種文化作為媒介,我們會憤怒、但也同樣會記得,而這個力量長久下來一定能帶社會走向更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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