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組盈（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台灣對許多人來說是一座富饒、進步的美麗島，但對婚姻移民王麗芳而言，卻是一座失語的寂寞之島。

王麗芳來自印尼，原生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身為長女的她下面有三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其中兩人因年幼時發高燒沒有及時就醫而腦部受損，仰賴家人照顧。生活的壓力和家人對感情生活的箝制，使她決定逃離印尼，2001年透過仲介來台擔任家庭看護。然而，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依舊離自由很遙遠，再加上雇主動輒以「遣返」威脅，使王麗芳決定再次嘗試逃脫束縛。這一次，她選擇進入另一個家庭尋求庇護：2002年，透過婚姻仲介認識後來的先生，並很快地結婚。

王麗芳與先生育有一女，四年內她就取得臺灣國籍。然而，即使在法律上成為「台灣人」，現實生活中她依舊被視為「外人」。婚後，她一直以每月五千元的工資在婆婆的檳榔攤幫忙，直到四年後某一天，她才知道小嬸每個月比她多拿好幾萬元。深感不平的她決定去別處打工，無奈工作不適應，只好回到公公經營的汽車旅館做清潔員。身為老闆的媳婦，王麗芳沒有受到特別關照，反而總是被同事和先生指責、嫌棄。她試著向女兒訴苦，沒想到女兒也站在先生那邊，冷漠地告訴她：「爸爸說的對，妳應該要打掃得更乾淨。」這些批評，讓王麗芳感到萬分失落。 

心疾：難以名狀

2006年，她開始產生強烈的不安全感，並產生幻聽、妄想等症狀，總覺得丈夫與他人有染。孤身一人在台，沒有親人朋友在身旁，而她有限的語言能力也不足以讓夫家理解內心的混亂，遂使病情越來越嚴重，隔閡越來越深。2011年，王麗芳的公公和丈夫終於意識到狀況不對，才陪她到草屯療養院。由於沒有醫療通譯，王麗芳又只會簡單的中文和閩南語，看診過程都是公公、丈夫和醫生溝通，因此她渾然不知自己被診斷為急性精神病，並疑似患有思覺失調或妄想症；還單純地以為只是因為失眠去看病拿藥。2015年，王麗芳的精神狀態急遽惡化，總會沒來由地笑、行為怪異，並時常與家人發生衝突。家人再次帶她去醫院就診，然而語言隔閡使她對自己的狀況一無所知，她看不到那張貼在身上的「其他思覺失調症」標籤，獨自困在朦朧、混亂的抑鬱世界裡。

煉獄蘊育的無名火

15年婚姻中，工作之餘，家裡大小家事也都由她一手打理，但若提起想寄錢回娘家，仍會被丈夫以「夫家優先」為由拒絕。先生與她不時發生口角，有時甚至會拳腳相向。為此，她曾兩次與先生離婚，但是心繫女兒的她、失去印尼國籍的她、因身為「外人」而缺乏工作機會的她，終究無法找到自己的歸宿，只能一再回到丈夫身邊。2015年，王麗芳第三次離婚，此後她沒有再結婚，僅以同居狀態繼續背負著媳婦、妻子、母親、底層員工等多重重擔。

2018年12月6日對王麗芳而言，本應只是另一個尋常而疲憊的日子。下班後，她向前夫抱怨當天下午在旅館與同事的齟齬，而前夫再次站在對方的立場譴責她。數十年來的怨懟和不甘，在她心中燃起一股無名火，兩人大吵後，前夫自顧自地就寢，而她卻還得洗滌先生和女兒的衣服，打理家務。

夜半時分才忙完家事的王麗芳，仍然無法平息激動的情緒，此時憤怒、委屈、疲憊使她的精神益發混亂。一片茫然中，她拿起水果刀，看著熟睡的前夫，往他的胸、腹刺去。前夫痛醒，試圖逃離，她追了上去，向命運對待她那樣，一刀，一刀，直到前夫倒地。而後，她想起女兒長久以來的冷漠與輕視，與對前夫的依賴，便想：與其留女兒一人孤單，不如讓她隨父親一起走。於是又前往女兒臥室，將她刺死。

公婆聽到求救聲趕來，看到持刀的王麗芳，便大聲命令她跪下、交出水果刀。回過神的王麗芳照做後，看見倒在婆婆懷裡的前夫，便請婆婆報警，隨後獨自前往警局自首。

失語的當事人

悲劇發生後，表達能力不佳的王麗芳，在警詢、與律師溝通、法院審判等過程中，並沒有司法通譯的協助，進行精神鑑定時也一樣沒有專業通譯確認王麗芳真正理解鑑定內容。因此，這些令人擔憂的審判跟鑑定的品質，反映在對她的論罪或科刑等審酌，早已注定是一樁不公平的審判。

在王麗芳這種罪證確鑿的案件當中，因為罪名已相當明確，有爭議的地方不在於「定罪」，而是審判時應給予多重的刑罰──亦即「量刑」的輕重。刑法第57條明文規定，法院在量刑的時候，必須要注意被告的犯罪動機、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事項，作為判斷量刑輕重的標準，法官在證詞選用之前，有義務在法庭當中，還原被告包含案發時和案發前的人生地圖，去理解一個人是在什麼樣的處境下，犯下這些罪行，而這也可能是被告最後，也是唯一一次機會，可以期待有人能夠公平的審視並同理他的人生際遇。

王麗芳在她的案子當中，花了相當大的力氣在主張「家人常常打我」，由於法院派員警訪查皆無法找到任何證人或驗傷紀錄等物證，法庭只能藉由王麗芳和她的公公雙方的說法，釐清是否持續性的發生家暴。

預設的心證

對於王麗芳有沒有被家暴的事實，公公與她持非常不同的看法，在法庭上，公公表示：「家裡沒有人會打被告；被告夫妻十幾年前偶爾會吵架，有一、兩次吵到動手腳，但這都是四、五年前的事，這一、兩年比較不會吵架。」王麗芳卻說：「公公、婆婆、老公時常打我，我會殺他們是因為他們時常打我；我先生每次吵架就常常打我。」除了自己的說法外，王麗芳又附上了她的阿姨麗莎（化名）的證詞，以及草屯療養院刑事鑑定報告書佐證她的說法。面對這些證詞的歧異，法院認定的結論是，「被告辯稱公婆、先生常常打伊等語……係想像之情節，顯難遽信。」

然而，法院在兩種矛盾說法的選用上，如果被告自白沒有其他證據佐證，證人的證詞也沒有被交互詰問、驗證，法院最多可以說沒有證據證明長期家暴，但判決書為何寫出家暴是被告想像出來的這類字句？這是非常令人疑惑的。此外，法官也直接採信公公說的，只有一、兩次動手，在判決書當中寫道：「雖或曾因爭吵而動手，亦僅一、兩次，顯難以長期家暴比擬。」但對於王麗芳提出的證人麗莎及草屯療養院鑑定證據，卻認為：「報告書此部分記載內容同樣僅能證明被告有如此表述，而無法據為被告確常遭被害人吳○峰毆打、抓去撞牆等情之證明。」

上述這種法院心證很明顯偏頗的情況，在整個判決書中一再發生。比如，在討論家人到底對王麗芳好不好的問題時，公公證詞提到：「我有跟被告說如果妳回印尼，我可以拿一點錢給妳；如果在台灣，我就不給，因為我認為被告在台灣沒辦法生活。」對於這種明顯透過威逼利誘讓失去印尼國籍的王麗芳回印尼的言論，法官卻認為，這只是公公的「探問」，王麗芳因為自身「理解能力不佳」、「處理事情偏狹」而誤解為是威脅要送她回印尼。

同樣的，對於王麗芳認為女兒看不起自己一事，公公的回應是：「被告是印尼人，因為比較沒法與大家好好溝通，所以女兒比較沒理她。」而法院也再度認定，是王麗芳「預測他人行為及意圖有明顯障礙」、「易曲解他人意思」，才會「誤以為」女兒看不起自己。

比起判決書遣詞用字的偏頗，整起殺人悲劇或許有更簡單而直觀的詮釋，那就是：王麗芳確實因為國籍、種族、語言、性別、階級等問題，始終被視為「外人」，在長期的不平等與壓力下，釀成了悲劇。

對於法院，我們期待的，是讓每個即便是犯罪之人，都能夠至少得到一次人生歷程被正視的機會，而不是粗暴而恣意的，將生活當中已然傾斜的話語權力結構，又一次在法庭上複製搬演。

無所逃於天地間

王麗芳的一生，是一個不斷逃離的過程，逃離印尼的原生家庭、逃離台灣的雇主、逃離婚姻、逃離由性別、種族、階級等弱勢身分帶來的束縛與壓迫。然而，她終究無法逃脫由這一切交織而成的巨大網羅。2020年，最高法院駁回檢察官上訴，她被判處有期徒刑28年定讞。

每起犯罪的背後，都有錯綜複雜的因果纏繞。王麗芳在這座曾象徵著自由的島嶼上付出了所有，卻始終無法被理解、尊重，深陷失語困境，在寂寞與瘋狂中走上殺人的不歸路。如果我們繼續努力，不停探問、追索，嘗試貼近她這幾十年來真實的生命，我們會看見，她不只是「罪犯」，也是一位需要被理解、被當作「家人」平等對待的婚姻移民，是一個──和你我一樣──期待獲得溫暖與歸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