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死星期四】歷史傷痕與未竟正義：轉型正義能否容納死刑？

編按：台灣曾經歷經世界上第二長的戒嚴時期，1987年7月15日解嚴後到2025年9月10日這一天，台灣解嚴的天數將超越戒嚴的「38年56天」。藉由本篇側記內容，我們希望提醒讀者民主得來不易，死刑與威權都不應存在於民主國家。

從自由權到社會權：國家的責任轉變

首先，豪人老師回顧八零年代台灣民主化運動的脈絡。自1971年老蔣（蔣介石）帶領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台灣從此與全球人權價值愈行愈遠，錯過了世界性的人權進步潮流。那個年代，台灣社會與當年的統治者一樣，對民主與人權的理解相當有限，但留學生從歐洲、美國帶回來的進步思潮，我們幾乎全盤接受—如果你支持廢除死刑，你就會支持民主、環保、女性主義等價值，「那是一個人權意識起飛的黃金時代」。1980年代以後，台灣公民意識覺醒，主要是基於對政治犯的關注，社會開始出現廢除死刑的呼聲。

1990年東西德合併後出現一些問題：如何處理東德的政治、文化遺緒—包括史塔西、幫助共產黨作威作福的官員、學者、法官，還有跟監、宰制人民的為惡者。當時的背景是蘇聯倒台、華沙公約組織的成員國逐漸了解兩公約、全世界彷彿都解禁，只剩中國還在獨裁。

過去權利運動主張幾乎僅聚焦在自由權—國家不要干涉或限制人民，至於貧窮與否，則是個人責任，完全沒有社會權的觀念，且忽略了國家除了「不干預」之外，還有積極的責任，就是應該積極為人民做些什麼。

滔天巨惡的難題與轉型正義的修復

轉型正義的思考是怎麼來的？紐約堡大審的時候，面對納粹做出的「滔天巨惡」（radical evil）找不到現有法律來定罪，當時也沒有集體權的概念，這時，有人提出「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納粹造成巨大的災難，不是只有那幾十萬文官該負責，實際上還有上千萬的人民支持，那要怎麼審判他們？

納粹德國時期，希特勒想將歐洲各地超過九成的猶太人抓起來殺掉，這需要非常精密的分工。殺自己人的毒氣是猶太人去工廠做的，按下毒氣室開關的也是猶太人，希特勒殺的不止猶太人，還包括同志、梅毒患者、共產黨員和他們的小孩。易言之，參與到每個分工的工作者都在殺人。每個人都沒有具體做出殺人的動作，每個人都表示只是聽從上級命令，因為當時沒有「拒絕服從」的選項，如果拒絕將被視為叛國。當罪行被細分到每一個步驟時，該怎麼究責？因為罪行被細分掉了，因此大家對他人的死亡感受不到責任，當人們幾乎無法感受到自己的責任時，該如何審判？又該怎麼追究責任？希特勒都自殺了。

對於犯錯與懲罰，以原住民族的觀點來看，一個人犯錯的話所有人都有錯，當發生爭執一個人把另一個人打死，加害者除了要道歉謝罪，也要負擔兩個家庭的生計。對於加害者的處置最多就是放逐出部落，讓他獨自面對危險的世界，這等同於死刑的預備刑。但原住民族為什麼沒有死刑？他們注重的是修復式正義，這可以說是轉型正義的原型。這跟「以牙還牙」完全不一樣，如果支持以牙還牙，不就等於承認基於特定理由可以大規模殺人，服膺國民黨當年造成「二二八」的邏輯？

轉型正義是個相對嶄新的概念，要已經法治化的國家接受很困難，因為「罪刑法定」主義、不可溯及既往的規則已經被大家習慣了。轉型正義是：不管你過去有多糟，因為我們要一起走下去，所以要公佈真相，然後才是討論責任應該承擔到什麼地步。真正的正義，應當不只是懲罰，而是修復——修補加害者與被害人之間破裂的關係。被害人想知道「你為何這麼對我」，同時要讓加害人知道他有罪、錯在哪裡，不然沒有意義。轉型正義的價值，正是在於讓人重新面對自己的行為，並從中修復社會與人心的裂痕。

如納粹時期那樣的共犯結構讓人喪失責任感，也讓審判變得極為困難，而這正是轉型正義的核心困境：在制度性犯罪中，我們如何追問個體的責任？

轉型正義就不該容納死刑

豪人老師接下來舉出南非與蒙古兩國的例子。

曾經南非的白人政權花了四十年時間折磨數千萬人，民主轉型之後，白人要道歉，這些加害者都要說出到底是誰指使的，最後只起訴七千多件，因為他們認為：「我們要繼續一起生活下去，轉型正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希望往後的國民都不會遇到一樣的問題。」南非憲法法院做出的第一個判決就是死刑違憲，依此，他們廢除了死刑。

蒙古也是一樣，統治者自己轉型後，新的總統就是主張廢除死刑，他們廢除死刑就是簽署《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第二任擇議定書，接著把刑法所有關於死刑的條文都刪掉，雖然沒有修改憲法，但已經簽署國際承諾，他們是不能輕易回頭恢復死刑的。

蒙古前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任內積極推動廢除死刑的理由之一，是蒙古人口實在太少了，再用死刑殺掉更多人的話就是更多家庭被影響，減少勞動力，也影響國力。此外，也有轉型正義的理由，這個民族是被清朝和蘇聯統治的時候才出現死刑這種刑罰。1930年大整肅時，幾乎每一家都有人被殺，而且都是年輕人。人命動不動就被取走的時候，那就是個以國家之名殺害人民的時代，因此人民就會對死刑有所忌憚。因此，對蒙古來說死刑跟亡族、與轉型正義是有相關聯的。

反觀台灣，我們推動了半個世紀，台灣還是錯失了轉型正義的時刻。—吳豪人老師

台灣在解嚴之前，國民黨政府訂出《國安法》、《人民團體組織法》箝制人民的權利，馬英九擔任總統任內也做了很多反人權的事，雖然他在任內通過「兩公約施行法」，但馬英九污名化人權，他把自由與人權弄成空洞化的奇怪東西。轉型正義工程要跟時間賽跑，但蔡英文八年完成執政卻是在跟轉型正義散步，甚至跳方塊舞，進一步又退一步。

轉型正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希望往後的國民都不會遇到一樣的問題。當我們要做轉型正義時，應把轉型正義的精神貫徹到刑法上。廢除死刑的主張者並非基於愛心才要廢死，廢除死刑是基於實務上的考量結果。死刑存在數千年，犯罪還是在，顯然死刑是無用的。轉型正義強調的是修復式正義，不是要強調勝訴或敗訴，而是要讓社會回到和平的狀態，同樣地，廢除死刑之後，要更注重社會的修復，而不是以暴制暴。

觀念轉換教育

豪人老師一開始提到納粹大屠殺和南非的轉型正義，黃惠貞老師補充說，那些內容是108課綱高三社會組的歷史選修課，但所謂「理性、客觀、中立」的理工組學生就無緣上到這些內容。惠貞老師在教學現場，會要求學生在課堂學習之後上街，例如去公園跟做晨操的長輩宣講為什麼要做轉型正義工程，待學生上大學之後，他們就會加入學生會的轉型正義小組。透過這樣的學習與實踐，讓學生以實際行動推動轉型正義。

社會上已經有八成民意支持死刑，所以課堂上提供不同的觀點是必要的。死刑存廢在教育現場的討論讓惠貞老師觀察到，大部分人認為死刑離自己很遠，因為（執行死刑的）罪過是別人來承擔，死刑存在還可以展現自己的正義感。惠貞老師開玩笑說：「再怎麼理性、客觀的人，談到死刑都會變成十九世紀的人。 」

死刑存廢是辯論社的經典題目，支持廢除死刑的論點越來越多，但支持死刑的論點幾乎都沒有變。惠貞老師認為，關於死刑，校園內切入的觀點跟討論面向仍嫌太少。有時他會用一些問題來刺激學生思考，激發好奇心就是引發學生探討議題的好方法。他期待學生能有更多面向的思考，但並不期待他們很快地選邊站，例如他會問學生：「哪個大學有最多死刑犯？是台大，因為政治犯最多。」讓學生思考死刑與國家權力的關係，「我們都知道殺人是不對的，那死刑作為國家政策，我們能允許國家殺人嗎？」惠貞老師認為，我們的社會總是認為，要把人殺掉才會有安全感。殺人者破壞我們的社群相互信任的感覺，當安全感被破壞後，政府要有責任修復社會安全感，我們也有責任把焦點放在死刑以外的地方，監督政府真正去做出改變與修復，才能預防悲劇的重複出現。

Never Again：讓傷害不再重來

轉型正義是特殊狀態，需要在集中、短暫的前提下，讓全國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都進來一起協力進行，確認真相和責任歸屬後，大家一起彌補傷害，並且進行預防，不要讓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比方說，某些國家的「除垢法」限制加害者幾年內都不能參選或擔任公職，這才是真正的轉型正義。現在台灣正在做的都只是在補救，讓狀況不要再更壞而已，但轉型正義如果不趕快進行，那麼過去的壞事會被遺忘，等到加害者跟受害者都過世，真相無法浮現、正義無從追求，新的世代心中會有新的痛苦。

豪人老師提醒，廢除死刑跟轉型正義都有個值得我們關注的重要議題，就是被害人的經驗要有意義，也就是說，被害人不應該持續受害，同時也不要讓其他人受到一樣的傷害。以轉型正義為例，將發生過的事情讓大家知道，只是把錯誤的歷史轉正，

但轉型正義的重點在於「Never again（不要重蹈覆轍）」，不要用以前可惡的方式來對待可惡的人。——吳豪人老師

因此，發現真實、將錯誤轉正是第一步，其次是讓犯錯的人出面道歉，接下來是大家一起想辦法讓類似的事情不再發生。無論是轉型正義或廢除死刑，最大的勝利就是「我沒有變得跟你（加害者）一樣」。作為民主國家，我們對生命的看法應該要有所提升，不應停留在「以牙還牙」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