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慈偉（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委員、輔仁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法國電影《墜惡真相》（Anatomy of a Fall）拿下坎城金棕櫚時，我心中暗想，這確實是一部法律電影，但不是我們習慣的「追尋真相」的法庭片。它更像一面鏡子，冷冷照見刑事審判的限制，真相不可得，只有人們的解讀與想像。

《墜惡真相》這部劇的故事極簡。丈夫文森特（Vincent）墜樓身亡，妻子桑德拉（Sandra）在屋內成為唯一嫌疑人。全片長達兩個半小時，卻幾乎只是「嫌疑犯的辯護過程」。從驗屍報告到證人證言，從夫妻爭執錄音到兒子不確定的回憶，每一塊證據都像拼圖，但拼湊起來卻永遠缺了一角。

這正是我的刑事法教學日常。課堂上我常提醒學生，「犯罪事實」不是歷史還原，而是法律允許的敘事。檢方、辯方、法官與陪審團各自從角度切割，最後形成一個「可接受的版本」。這個版本足以宣告有罪或無罪，卻未必是真相。

電影最後，妻子被判無罪。這不是「她沒有殺人」的宣告，而是「我們無法確定她殺人」的結果。法律的「無罪」只是懷疑未能排除，與歷史真相之間，永遠隔著一道鴻溝。

「婚姻關係」的「刑事審判」？

《墜惡真相》真正令人不安的，不只是兇手未明，而是刑事審判如何侵蝕到夫妻關係。法庭上，檢方並不只檢驗妻子有沒有推下丈夫，而是全面剖析婚姻：她是否忠誠？是否是稱職的母親？是否因為比丈夫成功而造成壓迫？這些與殺人動機無直接關聯的問題，卻成為法庭上的攻防。

於是我們看到「品行審判」的殘酷。一個人的生活方式、伴侶互動，甚至語言選擇，都可能被轉化為某種犯罪動機或犯罪的可能。妻子因為是「外國人」（其身為德國人的身分，在法國作為相對的某種少數）、因為事業順利、因為在婚姻中相對強勢，而背上了原罪。這就是父權社會在司法中無聲運作的方式。

婚姻的「真相」不是誰贏誰輸，而是長期協調與不協調的累積。但在法庭上，它卻被硬生生剝成「有罪或無罪」的二分。

司法的極限

這部電影對法學院學生的養成，是很適宜的教材。因為它清楚提醒我們：不要天真地以為審判能揭露真相。而刑事法的學習，應當培養的是「有紀律的懷疑」。懷疑證據是否被過度解讀、懷疑律師是否有選擇性陳述、懷疑證人是否受到偏見影響。當學生想問「老師，真相是什麼？」時，我會舉這部片為例：法律裡，重要的不是真相，而是「誰的解讀比較有說服力」。對未來的法律人而言，這份不斷保持懷疑與警醒的態度，比追尋單一真相更重要。

一般觀眾看完電影，或許會感到不耐，亦即，怎麼不給個答案？這份不滿，正是我們在推廣法律識讀時的最大挑戰。社會往往期待司法能「水落石出」，但現實是，證據有限，記憶模糊，真相永遠缺席。司法能給的，只是一個在規則下被勉強接受的版本。

電影讓觀眾經歷陪審員的焦躁。如果真相不可得，我們如何下判斷？這是法律普及的核心教育，理解司法不是神諭，而是人類有限的制度選擇。

墜落之後，剩下想像

電影最後的高明之處，在於即使觀眾相信妻子無辜，也能理解「就算她真殺了丈夫」的可能動機。這並不是縱容，而是將我們置於一種道德的兩難，同理殺人者，與同理被冤枉者，此際竟能同時成立。真相未被打開之前，兩種可能性並存。我們在觀影兩個半小時裡，體驗了司法中最真實的困境，正義與真相，永遠不是一體同現。

《墜惡真相》不是在告訴我們兇手是誰，而是在迫使我們承受「不知道」的焦躁。它揭示了刑事審判的本質，法律不是通往真相的工具，而是一個人類社會得以繼續運作的想像裝置。

在白雪覆蓋血跡的結尾，我們看到的不是還原，而是遺忘；不是真相，而是各自的想像。如果真相不可得，那麼我們至少該誠實承認這個缺口，並在懷疑中守住謹慎。因為最終，法律不是「墜惡真相」，而是「墜惡的解讀」。

➤ 《墜惡真相》（Anatomy of a Fall）影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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