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影展
自2004年初冬，歷經了六屆殺人影展、十五年時日，死刑仍然沒有因其種種爭議而消失在當今台灣，但這漫長的時光並沒有就此虛度，死刑的支持與反對，仍然不斷地在對話，不斷地在尋求解答。
【影評】《一念菩提》：價值衝突下的壓抑、恐懼與悲劇
文/徐書磊（挑興文化出版總經理）
在國際特赦組織於今年發布的《2024年全球死刑報告》中，指出除了未公開執行死刑數據的中國外，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正是《一念菩提》所拍攝的國家伊朗。
前述調查報告中認為，伊朗透過負責審理政治案件的革命法院（Islamic Revolutionary Court），繼續以死刑作為手段，懲罰在「女性、生命、自由（Woman Life Freedom）」運動時對政府提出質疑與要求改變的人。本片中穿插的真實影像片段，便是此運動時網路上流傳廣泛的真實畫面。
導演藉由剛升上革命法院調查法官（Investigating Judge）的父親在職場與家庭中的心境轉移推進劇情，角色日常生活中的種種小事，建構出在強硬公權力與嚴格宗教律法的社會中，面對可能被懲罰的恐懼和對於社會「異音」的壓抑，在觀影的過程中令人感到不安，有種陰影持續蔓延，即便離開了電影的中心場景德黑蘭，卻也無法逃脫的感覺。
熟悉的家庭對話與場景，相敬相愛但無法相互理解的尷尬距離
本片的場景在幾個大家都再熟悉不過的日常中切換：家庭、職場、學校與社群媒體。負責工作賺錢的父親，因升官而感到期待興奮；負責家人日常生活起居的母親，在準備餐食與盥洗給父親時，自然地提及家務分工、住宅空間與社會地位的需求；邊塗指甲油邊想染藍色頭髮的小女兒和積極關心參與社會運動、對權力結構提出疑問的大女兒，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有很高機率會遇到的人物與對話。
也因為如此地日常，在反覆觀影時，都會帶入自己曾面臨的種種情境，進而被各種濃稠的情緒壓迫，有種「我懂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的困窘與窒息。例如本片中有許多用餐的場景，都令人感到緊張，外觀上看起來家庭平和一起聚餐的畫面，但餐桌上的對話卻充斥父親對於女兒下達的指示、母親「我為你好」的要求和欲言又止的細微表情，在傳統華人社會文化中也是令人歷歷在目的場景。
此外，當抗爭運動開始，家庭成員各自對電視新聞報導、手機中流傳的影像片段中的不同評價，也顯示出各自立場的不同，有因為資訊來源不同，產生對於事實的不同解讀，進而覺得對方被操縱或欺騙的擔憂；也有因為家庭地位不同，不敢直接表示不滿或要求進行討論的情緒壓抑，都真實地呈現數位時代下，社會議題的討論與資訊傳遞，不只在公領域容易引起對立，在私領域中也產生世代或不同視角的衝突。
物件的暴力與體制的暴力，在壓力下導致的悲劇
另一個貫穿整部影片的物件，是父親在就任調查法官後，為了防止執行工作可能造成的安全危害而被分配的槍枝。但從父親接獲槍枝後的情緒轉變，顯然並沒有因為掌握了特定情況下可使用武力的權力而感到安心，反而更進入了猜忌懷疑的狀態，最後也因為這把槍，導致了無法挽回的悲劇。
回到真實世界中，在伊朗擔任法官而生的風險並不只在本片劇情中，於今年年初，便有兩名伊朗法官被槍殺的案件發生，雖因為槍手隨後飲彈自殺，而導致後續案件調查結果不明，但兩位法官曾審理多起因抗爭運動而生的案件，本次槍殺是因為判決結果而生的報復行為的說法也引起討論。
片中的父親確實也因為執行法官的工作，而被公布個人資訊並與他人產生衝突。回顧剛就任時對於是否要在完整了解案件前就做出審判的猶豫，後續片中描繪更多的則是擔憂失去工作與地位的考量，也讓人不禁想問，當手握決定他人生死的權力，但又受制於更高位階的體制而無法字處時，心情的轉變是否都會跟劇中角色一樣？
過去曾有論文與報導，針對台灣執行死刑的法警進行訪談，有人選擇顯名受訪，也有人匿名受訪，從中可以看出不同執行者以及不同案件執行情況的差異，有人與創傷性反應共存多年；有人在各種壓力分擔與責任分擔機制下，仍無法說服自己只是體制中的一個工具；也有人提到即便遇到有疑慮的個案，但在當時的威權體制下，服從體制是不得已的選擇。雖然與片中父親所擔任的職位不同，但仍可看出當司法體制，乃至社會選擇保留可以以公權力奪取人民生命時，仍需要有人在體制內扮演做出決定與執行的角色，但他們可能面臨的心理壓力，有沒有體制下能夠協助他們解決的方式，無論是向宗教或法制尋求解答，看起來都仍是難題。
不同社會文化的相似課題，影響你我的真實生活
死刑、跨時代的社會運動、父權體制、社群媒體的串聯、網路肉搜與私刑正義，這部片雖然是以不同社會文化的國家作為背景，但其中的許多場景，雖相似到令我感到不適，但也讓本片可以跨越不同的國境與文化，讓觀影者產生共感。
當代生活中生而為人面臨的不同課題、每個角色在日常中做出的選擇，都有太多不同原因，無論是生活中面臨的家庭衝突、同儕影響、宗教信仰、職業、性別與政府體制，都可能會累積成導致意外結果的決定，希望大家都能把握機會入場觀影，去感受片中和自己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