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羅禮涵（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倡議主任）

各自的起點

過去的家驊從來都是覺得，「藝術歸藝術，藝術不應該為任何東西服務。」直到2007、2008年參與蘇案，打開了另一個世界，之後自覺自己就像是沒有離開過議題。這幾年也有很深刻的體悟：——「電影本身就是非常政治的，或是說，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分開來談的。」這些年有時候家驊也會問自己，到底是在做影像創作還是做社會運動？他坦言，有的時候是幸也不是幸，你在創作的時候你可以參與某些事情，但相對的你也會被巨大的痛苦包圍。

俊維大三的時候修了紀錄片相關的課程，之前一直以為紀錄片是在拍好山好水、很多動物的那種，Discovery之類。因此可以說是那堂課之後，才開始多接觸紀錄片。畢業的那一年，剛好家驊在拍《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找了俊維和他的大學同學一起來幫忙。俊維說，這是一個很魔幻的過程，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可以靠拍片賺錢。（家驊則在旁邊打趣地說：我拍片都賠錢啊，但我還是有拿錢付給你們！）

俞如（下稱Ruru，她習慣被這麼稱呼）相對之下是三個人之中最早受到紀錄片啟蒙的了。國中的時候補習班老師帶著他們一群學生去看電影，當時看了王家衛的《春光乍洩》，她不確定自己看不看得懂，但當下就是哭到不行。後來又看了《霸王別姬》，還看了四次。這也奠定了後來大學選擇傳播系，過著每天看電影的生活。畢業後拍了兩年的廣告，自覺身體吃不消，改做電影行銷。Ruru也說，她自己是從比較文藝、感受片的切角進入，反倒是在Giloo做行銷後，才知道世界上有這麼多的議題，並且有這麼多的人用議題的角度在拍紀錄片。

轉變

「我一直都覺得拍片是很個人動機的事情——因為我有想說的話。」——李家驊

蘇案三個人因為跟一群人去打撞球，最後就被判死刑了。暴力來講就是這樣。殺人的是他們的朋友的哥哥，但他們無端被捲入、被判死刑。這是家驊當天介紹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案的說詞。

最早拍蘇案的導演是蔡崇隆，他拍了《島國殺人紀事》。後來因為要做續集，加上蔡崇隆導演人在南部、比較忙，他就跟馮賢賢導演講，可以找李家驊進來。家驊說他當時只是想，「蔡崇隆導演、馮賢賢製作人，那我就可以搭便車了啊！」他說那個時候的感覺是，台灣好像有個很重要的作品要誕生了，而自己有機會參與，那很好吧。只不過當時的家驊是支持死刑的，他認為殺人就是要付出代價以命來償、應該給受害者家屬交代、應該要嚇阻犯罪、維護社會安全。

後來開始做了功課，家驊形容他的世界像是瓦解了一樣，死刑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樣，當初那些支持死刑的理由，似乎全部都不成立——「原來我們是會殺錯人的，這件事情讓我非常害怕，而決定要殺錯人的這些人，他們的反應讓我更害怕。像是有法官會說：『我們國家考試都是第一號的，我們怎麼會判錯？』原來你很會唸書，你就不會殺錯人嗎？那瞬間我感受到這個制度充滿缺憾。」

「後來我就決定要做跟死刑有關的紀錄片。」

一旦開始...

《起點》是游媽媽的故事，他的兒子遭人殺害。游媽媽那時候真的好痛苦，沒有一個受害者家屬不痛苦。當時的法院沒那麼嚴格，她上法庭身上隨時帶著刀子，想著有機會也要刺殺加害者，眼前這個殺了她兒子的人。直到很後來的一個轉念，她想著，「如果是我的兒子把對方殺掉，我好像也會希望對方的家人可以聽聽看我兒子想講什麼。」一個起心動念，她寫了信給在獄中的加害者。等不及到信寄到的時候，寄出的當下，她便起身前往監獄。對方還沒收到信，當然快嚇死了。游媽媽說她想聊一聊。後來對方很誠摯的道歉，說真的不是故意的。他們擁抱彼此。

「我一直在想，要讓被害者家屬繼續走下去的方法，好像不是把對方殺掉耶。我一直不知道是什麼，到拍完《起點》都還是不知道。我沒有結論，但我總覺得不會只是把對方殺掉而已。」——李家驊

想不出答案，但家驊決定不玩了。完成了一部跟受害者有關的片，也算是跟死刑擦邊、能給個交代吧。這樣就好，想著接下來要去做什麼開心的事。結果馮賢賢的電話又來了，這次是鄭性澤案。

鄭性澤案很明顯也是一個沒有科學證據的案件。家驊說：「我的震撼在於，十幾年來都沒有人看懂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嗎？還有為什麼媒體都不報？」

做完前面的幾部片，家驊不諱言會感受到自己的影像成為社會運動的一部分。而這件事情，帶給他一種自然而然的虛榮感。可是做完鄭性澤案後，他卻感覺到好空虛。因為在那個過程，家驊深刻感受到，政府一直用死刑來轉移焦點，死刑在台灣不是司法事件，是政治事件。

於是家驊決定，「好吧，那還是來做跟死刑相關的紀錄片吧。」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決定拍攝《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是想要從「死刑到底影響到誰？」的這個角度來談。從2016年實際拍攝，歷時三年。這個過程中，家驊找了第一線接觸到死刑的至少二十幾個「死刑關係人」，最後可以用的只有十個，因為多數人都不能被拍。「當時很無助，找不到錢、也找不到人。」

但其實運氣很好，這部片後來去了好多個影展。金馬放了兩年，觀摩與入圍。也上了台北電影節和院線。當時我就覺得：「耶我可以走了，我要跟廢死絕交了。」家驊補充，想跟廢死絕交的原因是，這個工作真的太痛苦了，做議題這件事情的精神負擔太大了。「我每次都會想，我做這件事情到底是為什麼、為了誰？可是他們都不問。他們的堅強顯得我很不堪。」

後來有兩個很大的契機，家驊說那讓他覺得自己好像還不能逃走，好像事情還沒處理完。

家驊分享，一個是當時他在一些受訪時很犀利的應對廢死議題，「我當時覺得，我拍這部片就是要跟支持死刑的人開戰啊！」結果社群引起一些謾罵與攻擊，各自選邊站，但對話似乎沒有促成。另一個是，有一場次《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放映，邀請了幾個死刑犯的小孩來看，結果他們哭著說，以為這輩子沒有人會想要聽「他們這種人」的聲音。也聽見他們在閒聊中的對話，「其實我的故事也很精彩。」

於是《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就接著拍下去了。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可能是我拍片25年來，我可以說我很喜歡的一部片。」

家驊說，因為這是他的最後一部紀錄片，以前拍片時想的是觀眾想看什麼，這次則是自己想做什麼。「我覺得我要做一個對觀眾不友善的事情：強迫他們進到現場，逼他們聽這些當事人講話。把三個死刑犯的小孩放在一起，他們講的話你想都想不到。」

家驊說，這次拍片的過程，他很明確的意識到，拍攝紀錄片這件事情跟被攝者很有距離。像是當他問起其中一個死刑犯的小孩，爸爸的事情對你有什麼影響？對方回答他，「沒有什麼影響啊，我現在還不是過得很好，最近還買房子。」但你會發現，當三個死刑犯的小孩坐在一起，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欸，我爸最近把我搞得超慘。你們勒？」很明顯地，因為他知道你不懂。那個狀態你會覺得：「我們可能還是不懂，但我們離這個懂，又靠近了一點點。那是作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我沒有做到過的事情。」

但同時最痛苦的部分也在這部片。拍紀錄片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沒有事情發生，因為沒有東西可以拍。家驊說，當他收到一則訊息，得知其中一位主角出了事情時，內心該感到開心嗎？因為總算有素材可以拍。但回到家、夜深人靜，他卻開始厭惡自己——「我居然為了我朋友出事情而開心。我想我再也無法忍受這種情緒勞動。」創作倫理一直是很大的爭議。紀實攝影常常會有一個舉例——有一個禿鷹跟一個快餓死的小孩。你要去救那個小孩；或者你要拍下來；還是，你要等，等到禿鷹啄下去的時候按下快門？有一個說法是：「我有一個更大的、好的想像，我希望全部人跟我一起被震撼，進而帶來一些改變。」但家驊說他做不到這件事情：「你的理想歸你的理想，可是為什麼是他？可是他是無辜的。」

所以《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將會是家驊最後一部紀錄片。

他轉而回到劇情片。也不是沒拍過，在2024年家驊就拍了短片《薄荷涼菸》，探討人性與復仇。接下來家驊打算再以這部片的原型，拍成長片。

站在導演的位置外

講座的尾聲，俊維和Ruru也有各自的回饋。

俊維說，有一次跟著家驊去拍攝一位死刑犯。印象深刻的畫面是，我們拍攝團隊在現場確認哪裡是比較好的拍攝場景，這時候死刑犯被管理員帶出來了，他自然而然跟著加入討論，跟我們說哪裡的光線可能比較好、哪裡的收音可能比較清晰。「那一刻我感覺好奇幻喔。」這個人就像是鄰居阿伯，一個很平凡的人。但話鋒一轉，俊維也知道其中的極限。「我只是參與他的一天，二十年後的他，短短五六個小時的觀察。」如同大家所認知的，紀錄片是主觀的，大家未必一定要這樣相信。可是同樣地我也想說，「新聞媒體上的報導，也一樣是他們主觀的想法。」俊維想說的是，觀眾當然不必全然接受紀錄片所建構的敘事，但同樣地，新聞媒體的報導也從來不是純然中立的再現。我們應該要有同等的意識與覺察。

「我是被影像改變的一個人。」Ruru說。「我小時候也看了很多書，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比較容易被影像影響。我一直覺得，一個好的東西應該是要看他五十年後能不能夠留在這個世界上，並且重複被播放。而我認為《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我的爸爸是死刑犯》都會是這樣的片子。」影像真的是一個可以擴大社會影響力、議題影響力的方式。Ruru也就Giloo的營運生態分享，平台八年來收到最多的是學校和基金會的來信，他們要購買序號發給教育工作者、基金會內的員工。看得出來大家都想推廣一些題目，教科書、小說可能是過往習以為常的方式，但電影也是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