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辯護人」與「時代錯誤的人權偏執狂」─安田好弘律師其人其事（吳豪人）
文／吳豪人＊（輔大法律系副教授）
1990年代，當我還是個留學生，曾經觀察到日本社會裡有一個奇妙的用語：「人権気違い（人權偏執狂／極端分子）」，而感到萬分驚異。因為1990年代的台灣社會，正是從極權（我真的好討厭「威權」這個假惺惺的字眼──彷彿蔣介石父子和希特勒毛澤東有什麼本質性的不同）過渡到民主的全盛時代，人們對於正面的價值──諸如民主、自由、人權、左翼思想、社會運動──以及倡議、捍衛這些價值的人充滿了肯定與敬意。
相對的，1990年代的日本社會，是個歷經戰後政治與社會運動全面敗北的，疲憊而價值虛無的社會，不但已無復安保運動與全共鬥時代左翼的進步氣息，而且正從泡沫經濟的最高點摔跌下來。許多昔日屬於「進步派」的人們，不但對於排山倒海的社會不義再也無力改變，無心改變，反而對那些仍試圖抵抗的，殘存的理想主義者嘲諷訕笑不遺餘力。彷彿非藉由嘲諷、訕笑這些轉大人沒成功的吉訶德老爺們的徒勞與堅持，不足以化解自己內心的羞慚與無所作為（而這個時候最流行的，當然就是什麼「後現代」了）。
在「轉大人成功的自命超克派」（這個字眼是我杜撰的）竭盡全力訕笑跟不上時代的昔日同志之際，保守右翼自然樂的在一旁落井下石。「人權偏執狂」一辭最流行的時候，正是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的思維，瀰漫整個日本的時候。對我而言，一點都不值得奇怪。
所以，1990年代去日本留學，對於台灣學生而言是個辛苦的時代。一方面那是個進步思想全面解體、價值全面虛無的時代，另一方面又是個保守思想反撲復辟的時代。我們究竟要向誰學習、學習什麼？整整10年的留學生涯，就在拳打左翼（這些人認為台灣＝蔣介石＝保守反動＝可輕可賤，但是看到中國就腿軟，高呼「日本人對不起中國人」的戰爭責任），腳踢右翼（這些人認為台灣＝蔣介石＝李登輝＝美日忠實盟友，說到中國就有氣，高呼「台日親善」「後藤新平萬歲」）之中無為的流逝了。
進步思想滅絕了嗎？
這段不愉快的回憶，即便在我回國好幾年之後依然持續。直到2004年和台權會的夥伴捲進樂生院保衛戰，巧遇來台尋找戰前被強制隔離者的，來自福岡的漢生病訴訟律師團，並且攜手合作之後，才開始出現變化──且不提這些認真追究日本政府戰爭／殖民責任的律師們對於樂生院的阿伯阿嬤如何親切、為了阿伯阿嬤的權利如何與日本政府周旋到底（順便也修理了台灣的藍綠政客），對我而言最震驚的是：他們居然都是左翼律師（而且是『蟹工船』那個時代的左翼律師）。他們居然都是「時代錯誤的人權偏執狂」。而且，呃，據說「同志佈滿全國」，人數還真不少。
原來我以為的，1990年代的那場「進步思想大滅絕」，只是一個後現代超克派與傳統右派聯手演出的彆腳戲碼？
從此之後，透過福岡的律師團，我結識了許許多多「時代錯誤的人權偏執狂」日本律師。其中有老有少，既沒有世代斷層，也並不恐中賤台。如果說，這批「倖存者」和全共鬥時代的老左翼有什麼不同，大概就是不再空談艱澀理論與忙於內鬥，而將精力投注於每個個案上，從而洗去了昔日自以為正義的傲慢，變得謙遜卻不妥協。在努力提升亞洲人權的共同議題上，我們多出了一大批堅強的國際盟友。這時候才覺得：留學（90年代的）日本──回國還得忍受當學術界的「二軍」，總算值得。
由於日本帝國與國民黨兩個殖民者政權的嚴密壓制，左翼從來不是台灣政治與社會的主流。儘管如此，這亦不妨礙台灣人追求自由與人權。左翼思想雖然是知識與實踐所不可或缺的通過儀式，但真實世界中的左翼分子／政權中，爛人也滿多的。二次戰後迄今的歷史證明了，鎮壓人權的傢伙，是不分意識形態的。反過來說，人權如果是一個（權利範圍不斷更新擴大的）普世價值，就正好可以用來辨證左與右的教條性對立。而這一點對理解當代的台灣很重要（我覺得啦）。
因為，90年代深受台灣社會肯定的人權理念，其實大多僅被用來催化民主──而且這個所謂民主也幾乎限於參政權利的投票權，因此當總統也得以直選之後，台灣社會對於人權理念的認識，就進入了相對停滯的狀態。21世紀之後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從總統到國民，對於國際人權的（投票權之外的）許多內容與價值，是陌生而且充滿疑慮的。我們很難想像，成功在政治上「寧靜革命」的台灣，同時居然也可以是應報的、嗜血的、霸凌的、經濟掛帥的、西瓜偎大邊的（我討厭把「民粹」當成負面語言的笨蛋）以及充滿各種歧視與偏見的台灣。
所以，在民進黨執政的時期，內政部長就公開稱呼那些反對國家強制收集國民指紋的社運團體是「所謂人權團體」──這個「所謂」真是神來之筆，充滿了老國民黨的mentality。這似乎預示了民進黨對人權的「超克」（他們對樂生院與集遊法的態度就是最好的證據）。等到2008年陳雲林事件，政治與社會中的保守右翼正式宣告復辟，並得到中國的超低水準人權加持之後，台灣版的「打死人權偏執狂」風潮，自然也就應運而生了（注意句讀：不是「打死人」這種權利的偏執狂，而是要打死那些「人權偏執狂」）（我知道一定有人認為我在拐彎抹角罵那些反對廢除死刑的宅神。其實我心中浮現的，是把蘇建和案發回更審的最高法院法官們嘴角的那一抹冷笑）。
時代錯誤的人權偏執狂？
在這樣令台灣的人權唐吉訶德們悲傷挫折的現狀之下，介紹鄰國日本一位至今仍然轉大人沒成功的，代表性的人權工作者的事蹟，或許可以讓大家稍為振奮一點（「啊！原來還有人比我更傻更不識時務」式的振奮）。這個日本人正好是個律師，正好是前面提到的，「時代錯誤的人權偏執狂」日本律師們的老大哥。他的名字，叫安田好弘（Yasuda Yoshihiro）。
魔鬼的辯護人
在此我且不擬細談案，以及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是否就一定等同「絕對的正義」、安田是否白目等敏感問題。不過，「魔鬼的辯護人」這個頭銜，確實是安田律師自己也坦然接受的社會頭銜。在他30幾年的律師生涯中，他所辯護過的著名「魔鬼」甚夥，依時間序列，至少有「工會魔鬼」（零工勞工vs.黑金政）、「縱火魔鬼」（新宿西口縱火案）、「擄人勒贖撕票魔鬼」（山梨縣幼童誘拐殺人案／名古屋大學女生撕票案）、「殺人放火魔鬼」（琦玉縣宮代町母子殺人案）、「政治激進派魔鬼」（北海道道政府爆破案／全共鬥教祖案／日本赤軍案／淺間山莊事件聯合赤軍案）、「強姦殺人魔鬼」（北海道連續婦女姦殺案），以及最出名的「新興宗教魔鬼」（奧姆真理教東京地下鐵沙林案）。反資本主義、反政府、反社會、殺人放火強姦爆破乃至恐怖主義──純粹就案件的外觀而言，安田律師的這些當事人，真正是撒旦從地獄派遣至人間作亂的魔鬼軍團。除了「工會魔鬼」之外，這些「魔鬼」案件的特色，就是被起訴的罪名，最高本刑都是死刑。
另一方面，安田又是眾所公認的日本頭號人權律師。這中間其實並不矛盾，因為他固然為許多「魔鬼」擔任辯護人，但他也藉此多次證明了日本社會「女巫審判」的前進代特質，以及國家與司法利用民眾的恐懼與獵巫心理進行自我擴權。在他的細心耙梳之下，這些魔鬼案子不為人所知（政府與媒體沒有告知人民的）的面向一一浮現：國家對政治思想的箝制、對資方的偏袒、檢警與黑道右翼團體的勾結、刑求與偽造自白造成的冤屈、對原住民的歧視、對精神病患／心神喪失者的歧視、媒體的嗜血與迎合國家權力的墮落、嚴重違反法律正當程序的逮捕偵訊與羈押、毫不科學的科學鑑定、急於破案「給社會一個交代」的代罪羔羊邏輯、纏訟多年冗長不人道的司法制度、獵巫型的人民公審與媒體名嘴譁眾取寵的未審先判……….（聽起來很熟悉吧。和台灣真是無限的相似）。魔鬼辯護人安田好弘，揹盡天下罵名，使出渾身之力，卻洩露出一線日本社會的「天機」──真的魔鬼，恐怕另有其人。每個他參與的案件，背後都有令人無限驚悚的，卻難以得見天日的真相。
檢警羅織報復?!
由於安田律師辦案實在太講究人權與正當法律程序，太投入追索真相而不肯給檢警「面子」、不肯和國家／社會妥協，雖然他沒有意識形態掛帥的問題，終究還是成為國家權力最頭痛的麻煩人物。1998年12月6日，甘犯眾怒毅然擔任真理教教祖麻原彰晃的首席辯護人的安田，在剛剛結束麻原案第100次開庭的三天之後，突然遭到警方逮捕，理由是安田與某不動產公司共謀脫產2億1000萬日幣，以逃避債權扣押，因此「涉嫌妨礙強制執行」。這實在是個非常明顯的羅織，因為這筆錢是該公司的會計所盜領，而且也已經自白了。可是警方不追究會計的責任，反而要這個會計充當「汙點證人」反咬該公司的法律顧問安田。更不可思議的是，從逮捕到起訴到第一審開庭，安田居然被羈押了（連台灣也無法想像的）10個月之久，關的還是「防止重罪犯人自殺」的「24小時全天監控牢房」，徹底剝奪他的隱私，意圖擊潰他的肉體健康與精神狀態──而檢方的求刑，卻只有兩年有期徒刑，目的很明顯的就是要剝奪安田的律師資格。
由於檢警的報復心態太過露骨，手段太過粗糙，引起公憤。結果來自全國、自願為他辯護的律師竟高達1200名(您沒看錯：一千兩百個律師組成的律師團)，超過3000人參加示威遊行抗議檢方與警方，日辯連（全日本律師公會）與國際特赦組織也公開譴責。但決心整他的並不只是檢察官與警察。律師團聲請8次保釋，都遭到駁回（第6次東京地院雖然准許，檢方立即抗告，東京高院因而取消保釋許可。如是者三回）。到了第9次，也就是東京地院第4次准許保釋之際，還特別呈給高院一份意見書，要求高院不要太過分，才終於得以保釋。高院還惡戲地科以5000萬日圓的超高額保釋金。雖然一審獲得無罪判決，二審卻被視為「幫助犯」而判決有罪（易科罰金50萬日圓──此時律師團成員增加至2100人！），如今正上訴到最高法院。無論最終結果如何，檢警惡整安田的目的，算是徹底達成了。
一輩子幫「魔鬼」辯護的安田律師，這次總算親身嚐到了檢警與司法如何對付他們心目中的魔鬼的手段。在這樣的司法體制之下，究竟有多少沉冤與誤判呢？而日本相對上還算是亞洲最民主的國家呢。
「活下來的權利」
安田出生於1947年，所以也算是全共鬥學運世代。不過他很早就對當時的左翼學生運動的教條主義與自戀感到失望。為此他曾經對中國「玩真的」的文化大革命十分憧憬，後來文革的殘酷真相逐步解密，他才痛苦的承認「參與政治或政治運動，往往蒙蔽了自己看清事實的能力。自己騙自己也還罷了，還動員、煽動、洗腦他人。」「從此發誓再也不介入政治或政治運動，絕不隸屬任何組織，絕不依附任何權威與權力」。那麼，他「為魔鬼辯護」的熱情與動機從何而來呢？
在安田的一本自述性著作《活下來的權利》（《「生きる」という権利》）的前言裡，他寫道：
我曾經處理過無數的犯罪事件，發現刑事犯罪的加害人與被害人通常都是『弱者』。而『強者』則幾乎不會捲入犯罪。
我所謂的強者，都是能力很強，有許多值得信賴、求助的友人，因此在大錯鑄成之前便能夠把問題解決。而弱者正好相反。
犯罪總在貧困與富裕、安定與不安定、富人區與貧民區的邊境發生。強者無須越界到不屬於他的地區，永遠可以和犯罪保持距離；而弱者正好相反。除了個人的不幸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社會的不幸重疊在一起，結果造成犯罪，或者被捲入犯罪。忽略產生犯罪的社會與個人背景，是永遠無法理解犯罪為什麼發生的。鎖定一個「惡棍」，將一切的罪與不幸全部歸咎在他身上，只會讓犯罪重複發生。
面對這些弱者，我無法視若無睹。不是因為同情，而是出自於某種同理心。為什麼我會這樣？我也不曉得。只是，每當我見到那些闖下大禍的嫌犯被警察帶走的場景，總忍不住慨嘆：啊，這個人一輩子再也得不到自由了。在這一瞬，我便對他的境遇產生了強烈的同理心。
認為犯罪是一種不幸，稱呼罪犯是「不幸的人」──安田真的很杜斯妥也夫斯基，對不對？
這段話還可以繼續演繹：如果加害人與被害人都是弱者，那麼，為被害人出頭，以及對加害人施以裁判的是誰？報導案情、評論案情的媒體與名嘴是什麼人？當然是強者。而這些強者總是高坐在安全領域裡（經驗上我們知道，越是強者，犯的罪越大越不必負責），隔靴搔癢的，卻嚴峻而有效率的決定弱者的命運。另一方面，律師當然也是強者，精通強者的遊戲規則。差別在於：律師卻可以選擇永遠當其他強者的「朋友」，或者選擇越境進入弱者的領域裡拔刀相助，背叛自己的階級。顯然安田做出了他自己的決定。更難得的（或者說更白目的）是，當他面對強者，就變得越強悍。他不斷挑戰強者的邏輯，揭穿強者裹脅操控民意的伎倆。這就是為什麼在自己的冤案中，以及其他許多重大冤案中，安田是英雄；在光市母子殺害事件中，在對抗死刑的社會運動中，他卻變成了「國賊」。同樣的情形不斷重複。唯一不變的是，無論在什麼案件裡，只要他還是律師，他就是國家權力的眼中釘。這就是安田律師執業一生的寫照。
心地柔軟
宋澤萊曾經在短篇小說《秋陽》裡，談到一個研究台灣近代文學史的朋友對於楊逵的看法。這位朋友認為楊逵「在日本法西斯主義統治下，他是社會運動者，至少，他要戰鬥，心無論如何也是要硬的…….況且他的文章是犀利而不容情的，我看他的為人多少含帶著這種味道」。顯然宋澤萊對於這種看法不以為然，因此藉由筆下人物說了兩個楊逵的逸事。一個長年監視楊逵的日本警察密探入田春彥，被楊逵的人格感動，並自慚祖國的帝國主義，竟仰藥自盡了。楊逵每談及此事，總是悲哀的說：「入田君，入田君….」而哽咽不語；而在228和平宣言事件遭逮捕刑訊，疲累欲死的時候，一個官員低聲的對楊逵說：「你像甘地，很佩服」。楊逵並不確知那個人的身分，但他總說：「那個人是唯一的好人」。所以，小說的結論，或者應該說小宋的結論是：「好的文學家無不心地柔軟」。
好的法律人也是。
後記
這篇文章雖然題名為「安田好弘律師其人其事」，但是不但開場白落落長得像是安田律師的羈押期間，而且對於安田律師的許多事蹟交代得也很不清楚。尤其是他所經手的眾多「魔鬼案件」「背後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面」都沒介紹，簡直吊人胃口嘛，您會說。
是的，我確實在吊大家的胃口，但原因並不只是因為純然的懶惰，而是因為安田好弘律師就快要來台灣訪問與演講了，您何不直接聽聽本人的現身說法呢？
不要忘了，他目前還是刑事被告人身分，出一趟國非常不容易，而且您也不曉得，日本的檢警下一次要使出什麼賤招，也許他下回就來不成了呢。
安田好弘律師來台演講的日程如下：
6月11日早上9:30（輔大濟時樓9樓國際會議廳）
輔仁大學法律學院主辦的「『島弧人權』：亞洲人權的理論、歷史與實務國際研討會」擔任KEY-NOTE SPEAKER
講題：凝視柔弱悲傷的人性深淵──論如何恪盡律師的天職
6月13日晚間18:00（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28號14樓 國際金融大樓）
重大刑案/死刑案件律師分享座談會（高雄場）
主持：陳俊卿律師，與談：安田好弘律師、高涌誠律師、翁國彥律師
（本場次僅限律師報名參加，若律師有興趣請洽02-25218870）
6月14日下午14:00，台北公開演講，在東吳大學城區部的5117階梯型教室
【時間】2011年6月14日（二）下午2:00~4:00
【地點】東吳大學城區部5117教室（台北市貴陽街一段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