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議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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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惡：高中教師談死刑的存在與意義－訪死刑支持者
必要之惡：高中教師談死刑的存在與意義
－訪死刑支持者
文/孫宇萱（廢死聯盟實習生、東吳社會學系二年級）
走進教師辦公室，熟悉的俐落短髮及配戴著眼鏡的雙眼看到我，打了招呼。從桌上的擺設至她開口當下感受到的語氣便可略知，這位老師是個一絲不苟的人---整潔、乾淨，較為低沉但是厚實的嗓音，搭配簡潔有力的說話方式。
她是國文教師，從我就學至今離開學校，於我而言她是談論時事互相激盪交流的夥伴。但是，在今天以前，除了時事議題的討論之外，我對於老師的其他資訊一無所知，更不知道她對於事情的看法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形成的。
接觸死刑議題的開端
師：「我在國小時期，那時候第一次有人被綁架，那個人是新竹的幼童叫陸正，據說他後來是被撕票，但是在後來那件事一直是個懸案在那裏。那時候我們就會在心裡想，倘若他真的撕票，而且後來有很多的綁票案，確定是有意識地去勒贖、有意識地去撕票，我們就難免會想，這個人不該殺人償命或是伏法嗎？」
殺了人的人，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黑暗、冷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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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過程中，意外卻也不盡然意外地得知，在她周圍的生活圈中，支持死刑廢除的人不超過兩位，無論是在她任教的班級做過的調查，或是在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時與親友的交流言談中，支持死刑的人仍屬多數。而在她的生長過程中，也因為家人有警察的背景，所以會在家中談論到相關刑事案件。
死刑存在的價值及必要性
「妳剛說它必須存在的理由是維持社會秩序，是嚇阻的概念嗎？可能要分更細一點，維持秩序是嚇阻他去犯罪，或是預防？」，我好奇。
師：「一個是在還沒有犯法之前，預防他去犯法，這當然是比較理想的；那如果說真的很不幸地，犯下這樣的罪端，判到死刑的，基本上都是罪大惡極，以我國的法則來講，前者是預防的嚇阻，後者是後端的制止，也屬於殺雞儆猴，作為負面教材。」
「我覺得法律除了維繫社會和平外，積極來講，促進社會的繁榮進步；消極來講，防止壞人為非作歹，保障好人的人身安全和個人財產。如果今天沒有嚴厲的、最高的處罰--死刑在眼前，我害人性命、作奸犯科，終究也不會得到嚴厲的懲罰的時候，這個法律存在的意義、價值就待人思索。另外一個，人的感情，讓人心有一定的撫慰作用。法官在量刑的時候，是否應該也要考慮這件事情，可是法律的條文比較冰冷，又或者是說，不能本諸於人情，因為如果根據個人的感受好惡來判刑，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量刑審酌標準
「妳覺得法官再決定要不要判死刑時，該考慮到甚麼因素？」介紹完現行判決死刑制度的法規及程序後，我這麼問老師。
說完過失殺人的情形下法官不會判處死刑，她舉了另一種狀況。
「如果在網路上已經預告我要殺人，這我們會判斷他是神經病，而他的犯罪事實已經成真時，這種叫做可以教化嗎？又或者要衡量他當時的精神狀況，所以可以選擇性不去判處死刑嗎？這個是令我存疑的。」
老師在同時便舉出了一則新聞案例，大致上是描述一個擄人勒贖殺人的嫌犯，要求判處死刑，但法官基於認定其有悔意，判處無期徒刑。
師：「他說不要判我死刑，我會好好做人；他說判我死刑給我痛快吧，你都認同他有悔意，那所謂可堪教化有沒有辦法做長期追蹤？但是有兒童的割喉案，這種都已經是蓄意犯罪，竟然都是以可以教化為理由，這樣的話我認為多半的社會大眾多此都是非常不滿的。」
如何作出一個判決，便是法官經過權衡而給出的答案，但如何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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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訪談中可以得知，法官在量刑中的標準顯然難以使老師信服，因為這個標準並非明確規範，而是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例如針對嫌犯是否該判處死刑的重要依據便是具悔意與否，在她的理解中甚是模糊。
師：「第一個，精神疾病是不是在殺人時就完全不用負責，光是這個部分我認為就有很大的疑慮；其次，精神狀態的界定，是一種自由心證還是確實有量表，恐怕這件事情也是有爭議的；再來，可堪教化這件事半是猜測，你說可不可以演出來，是可以的，所以回歸到法律層面，這些東西其實存有太多自由心證的模糊地帶。」
從量刑標準的判定，我們討論嫌犯的精神狀態是否足以使其不處以死刑；但老師的質疑同時也帶到另一個層次—到底要如何確認嫌犯的精神狀態？
精神鑑定
接著我們談到精障者是否得以免除死刑及如何鑑定。
師：「精神疾病是不是處於24小時都發病的狀態？也許他時好時壞，看起來能正常生活，可是在做出瘋狂決定時這件事情（精神疾病）可能變成一個保護傘，如果他今天被判無期徒刑，最後是有假釋的可能。」
也就是說，患有精神病的嫌犯，在老師的認知中難以認定痊癒的標準，一旦在他尚未治療完全的前提下假釋出獄，對於社會安全的影響可能不容小覷。
而針對如何鑑定，我簡述了現行對於嫌犯採行的精神鑑定制度，及醫生跟法官的認定職責重疊的部分。
討論了一下，聽我描述現行判決底下曾出現法官與鑑定醫師的意見不同，但最終結果有時卻難以回歸專業而訴諸法官論斷，或是醫師在認定嫌犯的行為能力時，有套入須由法律上法官認定的職責部分後，老師也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師：「倘若法律中有這樣的灰色地帶，並不能夠完全尊重專業，當醫生都已經認定這個人是行為失能，可是法官卻可以不予採信、利用的話，就表示鑑定還是回歸到自由心證，我們如果是依據人心來做法理的判斷，法的東西就是較明確，但如今卻回歸到人心，難免就會對他的公正性產生很大的存疑。」
同時，老師也好奇患有精神障礙的死刑犯，比例究竟有多高？
冤獄及誤判
談到冤案，我設計一個小遊戲，反映出現在死刑制度上的問題，目的為使老師得以進一步去思考：有四個人，其中一個是陳進興、鄭捷、鄭性澤及老師的家人，被關在類似納粹時代的毒氣室，有選擇按下執行死刑的按鈕，有一個人會死但不知道會是誰，問老師是否會選擇按下按鈕。
師：「這個不太適合，恕我批評這個小遊戲，在場四個人都犯下滔天大罪嗎？他沒有犯下該死的刑罰為甚麼他該死，就不通；其次如果是在毒氣室的話，他們也是無辜的受害者，沒犯甚麼錯，他們在那邊只因為他們非死不可而已，所以也不通。」
後來我表示設計遊戲的目的是，像目前即使是定讞的死刑犯有部分是有爭議的，已掌握很多呈堂證據，但證據或許是刑求獲得的，因此法官的審理有可能會造成誤判。
接著我們討論到冤獄能不能成為廢除死刑的理由。
老師拿歐陽修寫過的一篇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為例，舉出他的父親會花非常多心思去研究犯人的案子卷宗，幫他找每一條活路。她也同意應該為每一條生命找尋出路，不應該把廢死跟反廢死，變成非常絕然的對立面，即使她是反廢死的人，依舊存在人道關懷。所以回到刑賞忠厚之至論，倘若已幫他找遍，也只能很沉重的去判處死刑。她同意冤獄是存在的，也覺得應該要透過各種途徑去搶救，但惡性重大的殺人事件，即使認定嫌犯有精神病，她也認為其必須判死，從日本剛發生安養院殺人事件來看，她認為若不判死刑，社會公平的存在將會被動搖。
在我解釋過現行制度不完善的前提，司法的漏洞無法遏止死刑制度下將可能造成的誤判及冤獄發生，老師的看法是這樣的：
「這樣的爭議不必然只存在於死刑，舉例來說，我們常會有車禍，犧牲掉的是性命，會因為這樣子而不去用路嗎？不會，我們會教小孩更加小心謹慎以規避死亡的發生；可是不會講不要上路，走在路上就有死亡的風險--生活當中每一件事情都有死亡的風險，犧牲的也是性命的代價，可是死刑他必然不是平白無故禍從天上來，其實都有一個因子如犯罪的可能，只是有沒有罪至死刑。
但我要問的是廢死聯盟，這世上難道沒有一個人該死嗎？即使罪行重大的他還是不該死嗎？ 」
權利主張
在訪談中老師對於廢死聯盟的救援行為有些疑惑跟想法。
師：「如同那些被死刑犯殺掉的人，他們也不該死，為甚麼同樣看待人的性命，矛盾之處在於別人覺得你不珍視別人的性命，你只珍視少數人的性命，這是我覺得多數民眾所不能明白的地方，對嗎？ 」
「你是愛惜生命的吧？所有人的生命嗎？ 」
「妳認為他們只愛惜死刑犯的生命嗎還是？ 」我問。
師：「他們的行為會讓我覺得死刑犯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我們用更嚴謹的心情去看待、維護、去保住他的生機，但是卻沒有注意到前端—死刑犯是如何取掉他們的性命的，以鄭捷來講的現行犯，當他們取人性命時是怎麼樣的兇殘？或者像這樣的事實在眼前時，我們為甚麼要去保障他？這個是我覺得社會大眾非常疑惑的事情，在一個遊戲規則的底下，我們共同遵守所以也得到該有的保護傘，如果要跳脫規則的人該得到保障嗎？為甚麼要站在保護傘底下的人犧牲自己的權益去照護他？
這是我想對廢死盟講的，本質上就是不守法的人，你卻要求法律來保障你。只要待在裏頭就能得到應有的保護，妳衝出去了說妳受到傷害了？
選擇採取體制外的激進手段，例如縱火，便是老師理解中不應劃在權利保障的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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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問起可能的死刑廢除配套制度。
「如果說今天假設改成廢死但無期徒刑不得假釋的狀況，妳可以接受嗎？ 」
師：「可以，因為我覺得這個人就是不該活在社會，絕對隔離，還有一個點就是他還要持續地去賠償受難者家屬，這就當作後續的配套，他必須在監牢中不停地工作，他的工作所得就是要一輩子去賠償受難者家屬。而且我覺得絕對不能假釋。」
老師表示，重點在於要讓犯人與社會隔離，確保社會秩序不受影響，因此，與其說是支持死刑，不如說是支持死刑犯與社會永久隔離。
而到了訪談尾聲，感覺到老師死刑議題的熱情，因此即使在關上錄音設備後，我們仍然談到許多現行制度的問題，這讓我感到欣喜，也讓我想起很多對立立場的對話—這是一次寶貴的交流，我相信老師也是這麼覺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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