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吳奕靜、詹斯閔、張閔喬
文／詹斯閔

編按：今年年中，廢死聯盟在剝皮寮、苗栗心雕居、台南藏風進行了《後來的我們》展覽，年末，也期待以監所人權的探討，和大家一起認識「穿著囚服的國民」。

做錯事的人被關進監牢，社會便以為除惡任務達成。他們後來生活如何？問號被擺在月球暗面，多數人坐在暖陽下不肯繞到陰暗面看看想想。事實上，這些背罪者與你我之間的相同可能遠比差異還多──人人都該有最基礎且有尊嚴的生活品質──他們也是國民，只是穿著囚服的國民。

任何追求歷史進步的人都知道，精神的正反合變革不可能脫離物質基礎來談。討論教化和矯治也是同樣概念，畢竟悔罪是關乎價值意識的事。殺人重罪刑期往往二三十年以上，生活條件的影響會累加放大。如果真心期待他們徹悟內省，更該好好審視起居環境等等外在。以下從物質面出發，邀請你來一場想像練習，用類似VR的方式走入監所，看看被稱作「同學」的收容人們後來生活怎樣。

生活實況

請試著設想：你們六到八人住一間三坪大的房，只有兩個能睡床，其餘幾個在木皮地板鋪東西就躺。最菜的睡馬桶旁，因為浴室廁所就在房內，沒有隔間。僅僅電扇一架和對外小窗一方，洗澡後水氣難散，時間一久，濕溽帶來的瘡輪流在你們身上蔓爬。日間集體移至工場作業、偶爾的宗教或才藝課、每日半小時或一小時運動，除此之外幾乎分分秒秒都在這裡了。特殊情況才是兩人合住一坪多的小房，但不能離房去工場。

有些事勉強可稱作休閒。掌上型電視四吋不到，停留在有線頻道和類比訊號。或許該慶幸看不到Netflix，否則你會感覺韓劇《監獄機智生活》太美而不真實。號稱能下象棋看書練毛筆和畫畫，可是沒有桌子，如果你害怕體前彎的坐姿撞到同房，還是安份點，少點活動吧。內部限定的廣播電台像是沒有廣告的金曲串燒，沒有主持人閒聊，有興致的話你可以寫寫報告點歌。

每個月餐費一千八百元，也就是說一天六十塊錢，若你未滿十八歲是兩千二，這包含廚房水電、調味料、油與鹽。你們之中有些人必須掌勺，幾乎徹底無烹飪經驗的五十人要辦妥兩三千人的伙糧，香氣美味是天邊的奢望，只求衛生無毒。飲水八成來自地下水，即使有自來水，走著五十年以上的壞舊管路，喝了不病也很難健康。

生活用品肥皂洗髮精衛生紙牙膏，久久有人來發放一次，但根本不夠用，多數時候你得自己負擔。裡頭禁止現金流通，要開卡向福利社購買。你們整房室友會協調出一套規矩，共同支付和使用百貨。在那樣「連豬吃了都會掉眼淚」的伙食讓人難受的時刻，你們能買一些零食泡麵墊胃。如果沒錢，你必須幫人洗內褲，勞力換物資。極度節省的情況下，每個月最少也要花兩三千元。而你白天在工場折紙袋、組裝原子筆等等勞作，薪資低的可怕，根本不可能支應。意思是說，你家裡還得寄錢來。

每個水泥房間都是一個小小社會，年資長地位大的說話算數，有些生活界線由檯面下的權力關係決定。如果你有情緒困擾，卻沒身心障礙手冊、沒送過精神鑑定，那你會被貼上個性不好的標籤，被欺負被排擠或躲在棉被下的性霸凌也時有所聞。壞人吃好住好給國家養？不，上述才是監所收容人的生活實況。

難能教化的客觀困境

從心理輔導師、同學家屬等有關人士的角度來談，或許能讓你對監所的想像更立體。曾進去帶教化課程的老師李直遜說：有陣子他發現同學頻打呵欠、脾氣暴躁，較平常更難融入。後來才知道所方為了省電，晚上十點統一關電扇，同學夏天熱到睡不著，好不容易闔眼結果就天亮了，隔天只能拖著疲憊的身體來。「他們基本生存的品質都不是在像人的狀況，根本沒辦法感受自己的心情。」李直遜從事社群培力工作多年，就算他有強厚的專業知能，同學被綑綁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他的技藝專業也很難施展。「都覺得蠻疲憊的。」李直遜語氣滿是徒勞感。

家父長式的監管態度

二十四小時就算夜裡燈也是亮的、睡覺有固定方向不能頭腳對調，瑣碎規範藏在每個角落，都是為了確保同學不會造亂或出事。2019年死刑犯陳昱安躲在棉被裡套橡皮筋自殺，監所規定棉被不准蓋頭，就是要防止這類情事。監所管理員黃寬源解釋：「我們要逐房停留三到五秒，觀察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在呼吸。」基層難為，晚上站舍房通常一個管理員要負責三到五百個同學；黃寬源直言，要像長官說的隨時隨地掌握每個人的情況，根本不可能。一比十的監所戒護比是個大問題，矯正機關卻遲遲沒有解決。

同學若需要服藥，按規定管理員必須一個個親自發放，看著他撕開藥、吞藥、檢查他是否把藥藏在口腔，再繼續發給下一個。如果不讓同學自己保管藥物，怎麼能期待他回到社會懂得自主健康管理？所方態度明顯可見，似乎打從心底不認為同學能夠自立──他們不被當人看，如何可能學習重新做人？

家庭情感缺席

幾年前有名英商肇事逃逸，當時英國法院拒絕將被告引渡來台受審，因為他抗辯主張台灣的監獄環境是酷刑。可見其他國家對監獄的想像非常不同。荷蘭戒護比是一比一；家屬接見有一小時見面說話，管理員只在房間前後看顧。反觀台灣，會客隔著玻璃窗，十五分鐘通話全程有管理員監聽；特殊節日開放家屬面對面會客，但一年才兩三次。死刑犯的兒子游佳瑋表示，其實他不確定爸爸過的好不好，「他就算在裡面不好，也不能說吧。」游佳瑋高中畢業考上大學了、有戀愛對象了，這些成長點滴都在所方監控下破碎地讓爸爸知道。

台灣若有死刑執行，記者總是比家屬和律師還要早知道。「在新聞上看到會嚇一跳，會看一下名單。」游佳瑋覺得這件事很詭異。生死是大事，他們卻被迫在彼此重要的大事上缺席。他憶道，幾年前奶奶病危，爸爸在獄中申請出來探望，程序層層決行等太久，結果來不及看最後一面。爸爸可以出來的時候，已經是到喪禮上香。

「他在裡面好不好關，很大一部分跟家庭息息相關。」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執行長黃芷嫻深刻察覺，這也是他們出獄後社會復歸的關鍵。依據「累進處遇」制度，剛進去是四級，能和親友見面、能寫信對外聯絡的次數是最少的。黃芷嫻說：「可是剛進去很陌生，那是最需要支撐的時候。」累進處遇的意思是說，你表現越好，在裡頭受到的待遇會越好，好棒棒章會逐步累加。這套制度忙著替同學的表現打分數，這樣先剝奪再給予的設計凸顯了戒護本位思想，考慮的不是教化。

無名無姓的人

「人的名字被一個四位數的號碼取代......對照手中的檔案，試著將四位元數字轉譯為每個人原來的姓與名......」王述育曾入監帶領團體心理治療，他在工作後記裡寫下這些。蹲過十六年冤獄的「前死刑犯」徐自強，受訪時也說過：「如果要做監所改革，第一個請從叫人家名字開始。」法律給的懲罰只是自由的剝除，做壞事的人應該受罰沒錯，但是憑什麼這個人的名字、感受與其他權益也要連帶地被忽略遺忘。

台南地院法官陳欽賢提及，據說曾經有段時間同學八小時內吃三餐，因為煮飯的公務員就是正常上下班。過去監所的處分完全不能異議，他認為，這幾年大法官釋憲加上監察委員的力量才有慢慢改善。陳欽賢入行那一年台灣解嚴沒多久，「監所好像沒什麼改變。」他無奈說到。

一晃眼數十載

黃芷嫻定期探視全台最老的死刑犯王信福，他眼疾已久，就算可以戒護外出就醫，開刀後回監所是否有妥善照護，也令人擔心。長刑期的同學會病會老。監所似乎還沒準備好正視這些「老同學」的需要。

對死刑犯來說，時間不只帶來衰老和疾病，還藏著隨時可能被執行的焦慮與恐懼。有長達八年的時間，徐自強夜裡一聽到開鐵門和腳步聲就會想：「是不是就是今天？是不是就是今天？」死刑本身是酷刑，漫長折磨的「待死現象」也是酷刑；更別提數十載要活在極度惡劣的環境。

關於監所生活種種，想像的練習進行至此。如果你有稍稍體會同學們的日常，請千萬不要中斷思考。對同學的生活、對所謂教化，政府與社會應該有更多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