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言稿／吳志光老師

從「違反公約作為再審事由」出發的制度層次思考

再審與非常上訴是否需要區隔

我特別談一個在制度上面，我們可能可以比較務實去思考、甚至全盤去思考的問題。

就是從「違反公約作為再審事由」這個大標題出發，回過頭來正視我們整個再審，乃至於非常上訴的制度。

再審與非常上訴還要區隔嗎？這個是我第一個疑問。違反公約跟違背法令，這中間事實與法律見解如何統一，本身就糾葛不清。我想，這個爭點也再次迫使我們去正視這個老問題——但這個問題並不容易解決。

所有教科書或判決裡面都會這麼寫：「再審制度是針對事實錯誤，非常上訴是糾正原確定判決法律上的錯誤。」看起來涇渭分明，但是絕對不是如此。證據是事實與法律之間的橋樑，所以我們在證據採取錯誤的時候，往往會跨越這兩個問題。

常常碰到的實務狀況是：當事人可不可以同時提再審和非常上訴？他可能會遇到，提再審的時候，法院要他去提非常上訴；提非常上訴時，法院又要他去提再審。當初在鄭性澤案時，就曾經因為刑囚自白的問題，產生這到底是屬於「法律問題」，還是「事實沒有調查」的問題？當時提起再審，最高法院最後指點迷津說：應該非常上訴才是正確的，於是駁回了鄭性澤的再審聲請。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還有必要區分再審與非常上訴嗎？

從功能來看，非常上訴確實具有統一法令適用、糾正違法裁判、救濟被告權益等面向。不可否認，它確實有救濟被告權益的效果——雖然在理論上，統一法令見解才是它的主要功能，救濟被告只是附帶。但實務上，若干冤案也是透過非常上訴的「監督法院判決」這個功能來救濟。

非常上訴與再審區隔的歷史包袱

這個問題，是我三十幾年前在大學念刑事訴訟法時就已經有疑問的。那時候我的證據法老師是黃東熊老師，他是留日、東京大學的博士。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再審與非常上訴的區隔，受到日本、而日本又是抄法國法的影響。

我們熟悉的另外兩個國家，美國跟德國，是沒有這樣的區隔的。在德國，兩個制度曾經有區隔，但後來廢掉。

我為什麼說無法取代？幾年前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時，法務部有一份說帖，反對廢掉非常上訴。理由大概是：每年新收非常上訴案件約兩千件，提起非常上訴的大約一百多件，比例不到一成；但檢察總長一旦提起非常上訴，撤銷原判決的比例不低，大概有六、七成。

但是仔細去看，檢察總長會不會提起非常上訴，其實跟我們所關注的重案無關，幾乎都還是法律見解統一的案件。我們現在要談的是：在實務上，司法院跟法務部恐怕會一起反對大改這個制度。因為如果廢掉非常上訴，檢察總長會沒事做，司法院會擔心，一旦改成人民可以直接聲請，法院會不堪負荷。站在他們本位主義的角度，我覺得他們不會輕易去改變。至少，檢察總長現在扮演一個篩選機制，避免增加法院負擔。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這個仍然是一個問題？因為一旦我們談到「違反公約作為再審事由」，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這到底是事實問題，還是法律問題？與其在那邊區分，不如乾脆把再審與非常上訴的區隔廢掉，把非常上訴的功能併入再審當中。

至於「統一法令解釋」這個任務，又是另一個問題：它究竟是檢方的任務？還是最高法院應該透過大法庭制度來完成？我們的大法庭制度也受德國影響。很多時候，大家的想法是：統一法令解釋應該是獨立司法權的功能，不應該放在檢察官身上。

所以，如果要談「以違反公約作為再審事由」，我第一個直覺是：應該連非常上訴一併檢討。因為「違反公約」相較於其他較著重事實認定的再審事由，在理念上其實是突兀的。與其把它塞進現有架構，不如趁機徹底檢討整個特別救濟制度。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比「違反公約作為再審事由」更可能成真的立法選項

違反公約作為再審事由的立法困境

另外一個問題是，以違反公約作為再審事由的立法可能性。為什麼要講這個？是因為在 113 憲判 8 出來之後，死刑被很多人解讀為實質廢死。在這個前提之下，我自己認為，要說服立法者再去開額外救濟管道，朝野要形成共識並不是那麼容易，這是一點。

另一點是，反而有另外一個立法選項比較有可能通過。民進黨可能不會擋，而藍白兩黨可能會聯手，再加上法務部已正式提案，目前在行政院，針對故意殺人、經判處無期徒刑者，不適用假釋規定，簡單講就是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立法衝擊

我個人不敢鐵口直斷，但我覺得這是我們廢死運動要馬上面對的衝擊跟挑戰。也就是說，如果社會大眾很快達成共識，包括朝野立委達成共識，把這個當作所謂實質廢死，大家最容易有共識的，就是「關到死為止」，它就很可能成為現實。

但成為現實之後，對同學們而言，這會是另外一個契機嗎？會是作為死刑確定案件再審事由的契機嗎？我們不這麼想。

另外，在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情況下，所謂的累進處遇可能會變得沒有意義。其實在前一陣子熱烈討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時候，不少有監所背景的人都對這件事有所保留，我個人更是強烈反對。因為我會把它解讀為殘忍不人道的刑罰，就是關到死為止，完全沒有指望。這在刑事政策、在監所教化上面，都是一個災難，但它卻很可能成為台灣的現實。

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通過，是再審事由的新視窗，還是新的困境？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一旦成為現實，我們還要做另外一個務實的考量：請問這個是死刑確定案件再審的一個事由嗎？立法者會不會在條文裡面規定溯及既往的適用？我覺得這大概是我們可能會面對的一個挑戰。

當然，坦白講有點矛盾。我們其實是不期待這樣，我也不希望這樣的立法通過。但這個立法恐怕比「違反公約作為再審事由」更容易得到朝野認同。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要好好去思考的問題。

我還是要不厭其煩講一下，為什麼我會反對這一點；但這一點一旦通過，卻可能成為法扶律師或廢死運動者會碰到的一個難題。未來同學真的寫信來問你說：「能不能幫我做這個？至少幫我爭取到無期徒刑不得假釋。」那這就是我們可能也許要從頭思考的問題。

從實務經驗看「關到死為止」的囚情與管理災難

我先講一下，為什麼有監所實務經驗的人，大概在這一點上都高度認同。在台灣的監獄文化、監所實務，以及實際的困難和管理上，這是一個很不容易面對的問題。其實大多數監所管理者也不想面對，要跟收容人說：「你沒有希望出來。」

民國 79 年到 81 年，我服役於流氓感訓第二總隊、管理流氓。裡面有些是重刑犯，重刑犯是除了感訓處分以外，另外涉及侵害生命法益的重案，在當年動輒判死刑。當年的死刑跟無期徒刑差很大，無期徒刑關十年可以假釋，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大不了」，但死刑就不一樣，判決確定三天就執行。

我印象很深的是，當時只要是重刑犯，其實連被判無期的，都很擔心自己減刑減不到。那個年代經常減刑，所以不只是判死刑的人，連判無期的，儘管十年就可以出來，囚情都非常不穩。每次收到判決書，中隊長開會就會說：「立刻送獨居房。」意思是什麼？因為他是永久與社會隔離，在監所裡面也要隔離，以免影響其他人的囚情。這讓我印象非常深。重刑犯的管理、重刑犯的囚情問題，絕對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

事隔多年，我退伍二十多年之後，那時候我人在韓國開會。我印象非常深刻，早餐都快吐出來，就是看到 2015 年大寮監獄的事件。那是三振法案下的個案，那六個人完全沒有希望，就挾持典獄長，六個人後來全部自殺。我當下就跟一個德國教授跟一個日本教授一起吃飯，我就說，我待過監所，我很了解他們那種心情。

再加上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是：有沒有可能緩解他們的情緒？理論上是有可能的，但要監所環境能夠配合。如果監所環境像挪威那個樣子，也許還好；但我們監所環境那個樣子，怎麼可能？高壓抑的環境，生活條件非常差。所以我當然非常反對把人關到死，這一點我是非常堅決的。

結語：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與再審的想像

這個，確實可能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真的通過之後，它可能比「違反公約作為再審事由」的立法，更容易得到共識。但通過之後，我們是不是另外開啟了一個再審事由的視窗？我覺得這才是更實際需要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