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林欣怡（廢死聯盟執行長）、吳奕靜（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文字整理／吳奕靜

東虹酒窖創辦人黃峰偉在台灣出生、南非長大，朋友都稱他Fred。全職從事商業工作之外，他也是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台南小組的成員，長期支持、參與人權運動，他曾推出一系列的「人權酒」，與南非憲法法院前大法官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有著特殊的緣分，在其訪台時也多有協助。辦理過許多重大刑案的黃致豪律師，脫下律師袍還有著瑜珈老師、侍酒師的身分。本次廢話電子報促成兩人的對話，便是從「人權酒」開始，兩人是如何在忙碌的事業中「斜槓」跨足不同領域？又會如何看待死刑？兩人以酒會友，談酒也談人權。

黃致豪律師風塵僕僕步入「紅酒幼稚園」餐酒館，忙碌並沒有讓他顯得疲憊。等待的時刻，他起身查看一旁架上陳列的紅酒，一邊研究了起來。從台南北上的Fred 抵達，見面便是開朗的笑容和熱情的問候，為今天的訪談揭開序幕。

「一直都知道自己會回台灣。」

Fred自小學畢業就跟姐姐到南非讀書，一路讀到電機博士，畢業後在南非工作，但因為日日面對數字和機器的生活，令他逐漸感到疲乏，因此他決定回到台灣嘗試不同的挑戰。他從爸爸的工廠開始接觸業務工作，初期在台灣與中國商業往來中打滾適應，已經是一次的衝擊，又正巧碰上台灣當時已經有四年的時間沒有死刑執行，但時任法務部長的王清峰卻因為不願意執行死刑受到政治壓力下台，對比他所熟知南非早已於1994年廢除死刑的狀況，更讓Fred大感意外。他在前輩的建議之下開始參與國際特赦組織的台南小組，並自此和不同的人權倡議團體有更多的聯繫，因此了解到廢除死刑屬於相對沉重、困難的議題，樂於接受挑戰的Fred自此和廢死聯盟一拍即合。

那段期間剛好發生頂新黑心油的事件，Fred開始想方設法，希望能為故鄉帶來健康好品質的橄欖油。於是在2015年創立東虹有限公司，進口南非的橄欖油，幾次往來南非、台灣的機緣下，發現配合的廠商種橄欖也種葡萄，便接著展開葡萄酒的事業。「當時對酒還不太認識。但喜歡葡萄酒就是因為跟朋友在一起喝酒的氣氛。」Fred笑著說。為了賣酒，他設定自己要以「英國葡萄酒與烈酒教育基金會」（Wine and Spirit Education Trust，簡稱WSET）葡萄酒證照第二級為目標，積極參與課程、考取證照，同時，他設定自己的公司只賣南非的葡萄酒，因為他深愛南非，也渴望將南非好品質的葡萄酒介紹給台灣，即使賣酒經常是賠本生意也不足惜。

用人權酒詮釋生命的多元與美好

對於倡議團體而言，擺攤活動往往是推廣議題、吸引捐款的第一現場。在幾次擺攤推廣人權議題的經驗下，Fred想到也許可以將人權概念結合各式商品，不僅吸引群眾也同時幫往後籌辦人權活動提供自給自足的資金。除了和平、人權、自由等為名的彩虹手工皂（象徵性別友善）和T恤之外，後來Fred也加入「人權酒」系列。原本拜訪欲合作的酒莊時，Fred尤其會詢問的就是酒莊有沒有回饋社會的公益性質，「人權酒」的發想便貫徹這套理念，幫每一支酒貼上一個人權概念的酒標，用葡萄酒交朋友，也跟大家一起探討社會議題。

不過哪一種品種的酒能夠代表相應的社會議題？引用南非屠圖主教的說法：「南非是一個彩虹國度。」代表南非民族的多元性。安排了紅、橙、黃、綠、藍、紫六支酒，並從《世界人權宣言》的平等權、自由權、尊嚴權三項，以紅葡萄酒代表；另外三支酒則由《南非憲章》發想，首先是生命權。「從1994年南非開始有憲法法庭時，受理的第一個案件就是關於廢除死刑。」Fred說明。而後是隱私權、相愛權，大家可能會覺得相愛權會直覺聯想到LGBTI社群，但其實這支相愛權也包含了對不同種族、宗教的愛。這三支酒，則由兩支白酒、一隻粉紅酒構成。

其中品種有著Fred的巧思，前三支紅葡萄酒中，以梅洛（Merlot）紅酒代表平等權，Fred解釋：「它是一款有肉質的酒，酒精高，風味強。一般來說梅洛是女性的喜愛，以女性的方向來看待平等權，但南非的梅洛又是很有骨架的，甚至品酒時經常還是將梅洛擺在最後，便可以見得。我非常喜愛這支酒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詮釋。」皮諾塔吉（Pinotage）作為南非的國寶酒，對照南非半世紀以來追求自由的歷史，則是代表自由權。最後由卡本內蘇維濃(Cabernet Sauvignon）代表尊嚴權。它單寧高、可陳年的性質，往往是陳年後味道表現較好，讓人想到人走到了老年的時候往往更加有韻味，而老人越是臨終，也就越凸顯尊嚴的重要。再以南非有名的白葡萄酒來看，白蘇維儂（Sauvignon Blanc）穩重、有個性的風格，很合適代表隱私權。夏多內（Chardonnay）是全世界種植最多，也富有變化的白葡萄酒、可塑性高──就像生命的樣態，因此代表了生命權。

「人權酒」系列，在2017年於焉誕生。每支酒的酒標是由南非著名插畫家Nanda Soobben的學生們所創作，Fred把圖做成明信片，可以用來寫國際特赦組織的個案聲援信或寄給朋友，讓圖和酒一起到世界各地旅行。葡萄酒中有「舊世界」、「新世界」之分，舊世界是指歐洲、中東地帶釀產的葡萄酒，所謂的新世界則是指歐洲國家到世界各地殖民後，從這些國家出產的酒，如美國、澳洲、紐西蘭、阿根廷、智利等。「人權酒」系列中正好有著兩種新、舊世界、不同品種與紅、白、粉紅酒，豐富多元的組合。

葡萄酒是關於分享

「我跟葡萄酒的交會應該是從在美國讀書開始。」黃致豪律師說。

在台灣念五專而後到美國讀心理學三年左右的時間，黃致豪律師分享起他在美國的生活。當時為了希望可以在短時間內修完學分、又有許多課程想要參與，他修了比同學們多一倍的學分。當年還是窮學生的黃致豪律師，因為美國氣候寒冷，物價又屬水最貴，他開始喝葡萄酒放鬆。「我是一個很緊繃的人，喝葡萄酒讓我可以進入較舒緩的狀態，於是越喝越多，有一天開始覺得，酒不只是酒精，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風味與感受。」黃致豪律師贊同Fred說喜歡葡萄酒是因為氣氛，因為葡萄酒是關於分享。現在的他也鮮少只是自己買一瓶酒喝，往往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即使不開心，也是一群人一起。

談起侍酒師和瑜珈老師的執照，黃致豪律師自我調侃說：「我有一個毛病就是做一件事情之後，久而久之，我會有種焦慮感是，為什麼要持續做這件事情？」一開始喝葡萄酒跟練習瑜珈都是為了紓解壓力，但到了一個階段後，他決定要學點東西，不能只是喝葡萄酒而完全不懂它。於是開始找書來看，當時還兼三份工，系上一份打工、精神醫院一份，另外一份則是在餐館，因為可以帶兩份即期的便當回家吃。就這麼一週一瓶10塊美金以下的酒，從典型美國加州的葡萄酒，跟著書喝到混釀的葡萄酒和較高級的區域酒如法國、義大利，逐漸變成兩週一瓶或一個月一瓶。

以酒會友

後來致豪律師參加了喜愛品酒的學生們共同組成的「一支會」，依照每月主題大家帶一支酒赴會，就可以一次喝到很多種酒，寫下品飲筆記。最後受不了才去上課程、考試成為侍酒師。期間也曾在賣酒的店家打工，提供選酒、餐酒搭配的意見，當時的老闆時不時會贈送即期的葡萄酒。「葡萄酒跟人很像，它有各式各樣的組成元素：有命運多舛的、有些出生嬌貴可是遇人不淑，存放環境不好、採摘方式不對，或者是一切都很好，但沒有人懂它，只是被大杯喝掉，不知道要醒酒、要等待，不知道如何去引出它的香氣。總覺得人有起伏跌宕，酒也是一樣的。」黃致豪律師若有所思地說著。

瑜珈跟葡萄酒也有相似的地方，重要的不是單純在於筋骨軟硬，而是正念（mindfulness），只集中在這個動作的當下，也就是心念、呼吸和動作結合在一起，無論能否做到體式的標準動作位置，它就是瑜珈。葡萄酒可以讓人暫時性遺忘許多緊繃的思慮，同時又有味覺與嗅覺的深層聯想。

問及有沒有特別推薦的葡萄酒，兩人異口同聲地說對葡萄酒都沒有特別的偏好，不會因為是侍酒師或是葡萄酒經銷商就挑酒喝。每一支葡萄酒都有屬於它自己生命的故事，即便是同一批，也會因為存放的溫度、時間、地點影響它的風味。所以在喝葡萄酒的時候，不同價格都有它的好喝之處。

壞掉的酒也曾被深愛

「葡萄酒其實是最符合人類多樣化跟平等精神的東西。可能有貧富出身，可是每一支葡萄酒都有它自己的生命故事。」黃致豪律師分享，有一次自己準備考試希望鍛鍊嗅覺和味覺，為了想要記憶壞掉的葡萄酒（corked wine）的味道，，還向賣酒的店老闆要一瓶壞掉的酒。「我當時打開壞掉的酒，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其實那個味道是很可怕的，很像雨天淋濕的野狗，或者是雨天下水道中厚紙板的味道。我一輩子都記得那個味道。但是我硬吞下去後發現，即便連壞掉的酒，在第一層令人作嘔的味道之外，尾韻都有它味道的特色與原先的甘味。即便是被放棄的人或被放棄的酒，我還是會想知道它是怎麼被放棄的。」葡萄酒運送的耗損率是2%，有時狀況不好可能會到8%，但過程中是為什麼，這瓶酒它原先也是被愛的。但他為什麼壞掉，就像我們會問為什麼有人犯罪？這就表示再壞的人他還是有人性的，只是被外殼包住了。那瓶壞掉的酒可能因為黴菌感染、溫度不洽當或者酸化，所以為人所見的皆是難以接受的部分，但若願意看得深一點，它始終有一部分是沒有完全壞掉的。

Fred同意致豪律師的觀察。他說電影《尋找新方向》（Sideways）的女主角這樣形容葡萄酒：每支酒就是一個生命，什麼時候開它、喝它，它都不一樣，你要用不同的角度和心情看待它。或者像近期的電影《靈魂急轉彎》（Soul）裡面的角色22，就算在那麼多層的自我質疑、難以符合社會期待的焦慮情緒深處，仍然保有生命的本質在裡面。正是因為有各種不同的多元存在才美妙，酒是這樣，人也是。

沒有人會刻意釀出難喝的酒

兩人不自覺談及死刑的議題。一支酒都沒有放棄，又怎麼會放棄一個人的生命？因為一個存在就是一個可能性，這扇窗口可以讓你往回看，這支酒為什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同樣一個窗口也可以讓你往未來看，以避免下一支酒出現類似的瑕疵。沒有人會刻意去釀出不好喝的酒，自然也「沒有一個爸媽要花二十年去養出一個殺人犯。」如果透過接觸酒可以理解這些問題時候，人是不是可以多一點這樣的耐性去理解他人？

Fred說，自己的工程師專業訓練就解決問題，以「循環式品質管理（PDCA，Plan-Do-Check-Act的簡稱）」來看，殺掉一個犯罪的人不會解決所有社會中的問題，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去了解跟預防，而不是一直殺。殺人償命的邏輯把不正常的事情變得正常，當我們賦予國家這樣的權力時，國家甚至可以改變法律就將人民給殺了，這是威權歷史早已訴說的事，台灣卻因為距離當時的年代氛圍有一段時間，而錯過從威權歷史看見死刑殘暴無情的視野。甚至有許多國外的實證研究顯示，沒有死刑制度的國家治安相對好，反而是因為有死刑制度，有人希望透過死刑制度一死了之，才因而犯下重罪。或者死刑執行後，往往還會再發生重大刑案，因為國家早已示範了暴力的「正當性」。

轉眼已經是離別的時候，席間兩人已經談起用不同國家、不同品種的酒來談各國死刑的主題。說起在台灣不那麼受歡迎的葡萄酒，大概就非代表著相愛權的粉紅酒莫屬了。「台灣的氣候很適合喝白酒和粉紅酒，尤其宴席中有很多肉、青菜，粉紅酒才是百搭的酒。」兩人不約而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