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死刑犯:性別因素之初探

文/詹斯閔(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目前為止,台灣定讞且待執行的死刑犯有三十八位,其中三十七位是男性。犯罪族群中男性本來就佔多數,既然如此,為何要從性別角度談男性死刑犯?按照性別平權觀點,男性不是父權結構的既得利益者嗎?難道不是因為男性佔優勢、有主導權且較孔武有力,所以輕易成為加害者和施暴者?要回答這一連串問題,必須直搗男性研究的核心。男性研究相信:男性也是父權體制的受害者;男性不是女性主義真正的敵人,帶來壓迫的性別結構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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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也是父權體制下的受害者。 圖 / Photo by Jacob Walti on Unsplash

研究方法

觀察台灣幾個重大案件,從那些憂鬱苦悶、憤怒又無助的男性死刑犯身上,其實已經可以嗅出關於性別壓迫的蛛絲馬跡。本文將延續康乃爾大學法學院世界死刑中心(Cornell Center on the Death Penalty Worldwide)盤點女性死刑犯時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看他們因什麼罪被判死,標誌出具體犯行;另一方面探討他們在哪些脆弱情況下遭遇死刑,意即梳理出性別與哪些社會因素交織作用。希望藉此說明:在有問題的社會系統下,抵擋不住性別壓力的男性,比所謂「正常」的男性更容易被推向死刑。

父職重擔導致情感缺席

父職角色是男性研究的主要議題。男人在外狩獵捕魚,女人在家照顧炊煮,男性負責經濟重任,「自古以來天經地義」。事實上這款徹底設定違反人性,被戲稱為「提款機」的每一個父親都有被愛與被理解的需求。無論主動或被迫地過度投入職場,男性會漸漸和妻小疏離,妻可能開展自己的生活世界,兩人越來越無法溝通相處,最後妻要求離婚。

走到這步,男性往往覺得為家庭的所有辛苦犧牲通通投到大海裡去,「我很愛他呀,到底哪裡做錯了?」對男性而言,最合理的唯一解釋是妻有外遇。失婚和綠帽疑雲,嚴重打擊男性尊嚴,脆弱與困惑說不出口,壓抑轉成暴力。2002年鄭武松殺前妻,並害死他以為是妻子出軌對象的「客兄」,接著自殺未遂。另一死刑犯也共享這種悲慘敘事,2014年李宏基殺前妻與女兒後自殺未遂;最終由國家完成他那充滿自我放棄意味的心願,2018年他被執行槍決。

經濟弱勢

必須帶著階級和勞動意識來看,男性死刑犯所受的性別壓力才會明朗。爬梳鄭武松和李宏基的勞動史,他們恰好都做過運輸業,長途車趕時間、整天在外跑、工時惡名昭彰地長。如果勞動底層一天必得工作十幾個小時,根本不可能「談情說愛」,情感貧窮的附加物就是猜忌、暴力和傷害。就算男性渴望更多親密互動,如果社會的經濟牢籠仍舊穩固,他很難真正擺脫這個性別重擔。

鄭文通是另一個被資本機器碾壓過的血淋淋案例。做鐵工斷了手指,討不到職業災害賠償,老闆甚至扣他工資,往後他持續失業、照顧稚子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困頓貧窮到底,2003年他殺妻殺子後自殺,2020年在獄中病逝。

好爸爸框架

怎樣困苦的男性會傷害親生子女?司法期待男性成為何種父親?做到什麼程度才算好爸爸?平心而論,為了籌謀資源讓孩子長大,多數男性早已讓筋疲力盡。一逕強調各別父親的責任,只會掩蓋制度問題:社福制度不給力、公共托育資源不足、政府只肯發錢了事。設想一個育兒政策完備的世界,或許鄭文通就不會養出六歲大的紙尿褲男孩,也不會犯下盈滿眼淚的殺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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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濟、情感各方面因素交織成男性難以逃脫的困境。圖/Photo by jesse orrico on Unsplash

有損男性尊嚴

鄭武松和李宏基都殺妻,細查兩人婚姻變遷可以發現:他們都曾被妻子娘家的生活網絡包圍,搬回娘家住、在娘家事業底下工作、依附娘家而活,對一個大男人來說根本就像入贅。無奈男性難能體察到:過往讓他們驕傲的男子氣概,正是挫折與憤慨情緒的毒瘤根源。

台灣受儒教倫理浸染,傳統婚家圖像給予更大的性別包袱,有時候共處的女性選擇不買帳,新舊衝突之間男性容易成為夾心餅乾。2012年沈文賓為逼問妻子下落,失手害死妻的兩位友人;當時妻離家出走,他急切地要求太太出席父親喪禮,「媳婦不來上香實在太丟臉。」尤其沈文賓是整個家族的長男長孫。

缺乏情感教育

得不到你的愛,乾脆毀了你。男性因感情殺害女方,在辨識出大男人主義和厭女標籤以前,應該先看看這些男性感情觀念的養成史。男生要勇敢不能哭,從小男性不被鼓勵表達感受,查覺他人情緒更是陌生課題,同儕之間玩競爭性質的遊戲、比誰有力氣。青少年時代酷酷的男性很普遍,其實那是一種盼望被認同的偽裝。情竇初開之際,可能第一次的情愛與性教育是在廁所或被窩裡,充滿偏差訊息的色情。漸漸地男性擁抱英雄主義,深信力量可以解決問題,委屈與受傷只屬於暗夜裡的自己。

與情緒保持距離,導致男性經常誤解女性發出的線索,摸不清對方真正所想所要的。女友要求分手,加上理不清債務糾紛,2013年剛滿二十歲的黃麟凱殺害女友及其母親。為何最愛的人開口閉口只談錢,結婚成家夢碎、世界觀崩潰,黃麟凱選擇死亡作為終結。2004年個性內向老實的楊書帆,基於類似緣由殺害女友,「我對他這麼好,為什麼這樣對我?」他們都缺乏情緒能力同理對方的不願意。

2017年洪當興開車撞死妻及其律師,判決說他「大男人主義經常作祟」,在傳統農村長大,從小就害羞安靜。他們的婚姻衝突肇基於嚴重的溝通不良,兩人情緒無法對頻。這是情感教育沙漠裡,另一隻渴死的駱駝。

父子之間

自孩提時代與情感疏離,全面影響男性的人際關係,其中與父親的連結特別值得注意。父親往往是男性的重要楷模,所有評價當中他們最希望得到父親認可;父子之間如果有鴻溝無法說愛,一絲柔情都顯得尷尬,相互承認的需要容易扭曲成競爭、宰制和批評。2016年王景玉在路邊殺害女童,他整個人浸泡在妄想裡,深信殺死一個人才能傳宗接代;這股動機是男性無法遏止的性衝動、是求偶焦慮?或許他與父親的連結更具關鍵意義。父親長期控制和阻斷其交友,他屈從父親權威,變得沒有朋友卻又渴求感情,爸爸只是給錢叫他去買春,就這樣他步步踱入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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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情感教育嚴重缺乏。 圖/Photo by Michael Fenton on Unsplash

不被充分認識的性別因素

研究能量有限,本文僅就性別因素特顯的幾個案例,初步做探究。歷來男性死刑犯各自的性別遭遇,如果能被詳讀、被仔細認識,應當能統整出更顯著的結果。犯行特別集中於哪幾類?是否有其他社會因素交織作用,例如毒品或賭博成癮?這幾個懸問亟待更多研究者投入。

女性主義者向「握有權勢的男性」呼籲,應該讓權力分配更平均、讓女性擁有更多;其實這個成功男性的反面不只有女性,也包含那些落魄、困窘、悲苦所以可能卑劣的男性。所以最迫切的戰爭不在兩性之間,性別與權力共構的吃人系統才是男男女女的真正宿敵,男性死刑犯的性別處境明明白白昭示了這件事。

文中所提之個案整理

個案

案發時間

案發年紀

判決

性別要素和其他脆弱情況

鄭武松

2002

42

2005年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定案

父職重擔、經濟弱勢、被妻子娘家網絡包圍、失婚

鄭文通

2003

38

2006年最高法院上訴駁回,死刑定讞

父職重擔、經濟弱勢

*2020年病逝

楊書帆

2004

24

2006年最高法院上訴駁回,死刑定讞

情感難題、情殺

沈文賓

2012

30

2020年最高法院駁回上訴,死刑定讞

失婚、長男長孫重擔、經濟弱勢

黃麟凱

2013

20

2017年最高法院上訴駁回,死刑定讞

情感難題、經濟弱勢、情殺

李宏基

2014

37

2016年最高法院上訴駁回,死刑定讞

父職重擔、經濟弱勢、被妻子娘家網絡包圍、精神疾患、失婚

*2018年槍決

王景玉

2016

33

2020年最高法院上訴駁回,無期徒刑定讞

精神疾患、情感難題、父子關係

洪當興

2017

44

2020年最高法院上訴駁回,無期徒刑定讞

情感溝通難題、失婚、單親養育、家暴加害者

 

【參考資料】

1、胡川安(2021)。書名兒子教我的事:單親爸爸手記。允晨文化。
2、婦女新知(2021)。【母親節記者會】爸爸照顧,媽媽快樂——育兒照顧制度改革刻不容緩
3、教育部(2000)。男性研究。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2,7-28。
4、吳書榆(譯)(2016)。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酷文化。商周出版。(Dan Kindlon, Michael Thompson, 1999)
5、李屹(譯)(2020)。你這個娘炮:校園與同儕如何建構青少年的男子氣概?拆解陽剛氣質、性、身體的社會學新思考。野人出版。(C. J. Pascoe,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