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小豌（社工師、《死刑定讞與無期徒刑收容人訪談計畫》研究員）

「就你作為監所工作者的視角，你覺得目前監獄可以具有什麼功能呢？」

「人不要死，人的基本需求能被滿足到。光做到這樣大概就是極限了吧。」

這段話，是我身為在社區中的助人工作者，訪談在監所第一線打滾多年的工作者後，留在心中最感到衝擊難過的部分。

透過《死刑定讞與無期徒刑收容人訪談計畫》研究報告，我們看見了收容人在長期監禁下的心境與生活現況，然而，牆內另一群被制度逼得日益緊繃的基層戒護人員，又面臨著如何的現狀？台灣的矯正體系是否已然走到系統性崩潰邊緣呢？本文訪談監所基層戒護人員阿志（化名），試圖從監所工作者的視角，理解那份被隔絕於牆內、由管理員與受刑人共同承擔的重量。

隱形的負荷：被超收與人力荒掏空的日常

「監所裡關的是兩群人，不只受刑人，還有基層工作者。」阿志說。監所工作者每日進到封閉管理的監獄，訊號被阻隔、手機使用受限制，內部發生的問題被視作行政機密。當受刑人抱怨運動不足、教化缺乏時，一線人員更期盼大眾看見這些結果背後的制度真相：不是不給，而是給不起。

在戒護科，基層人員的職責無所不包：食（伙食監控）、衣（物資管理）、住（舍房配置與開封）、行（活動與工廠監管），每一項處遇都與戒護人力緊密掛鉤。然而「血汗監獄」已是超過十年的沉痾，人力缺口嚴重，每到月底，許多同仁的加班時數早早達到80小時的上限，「沒人可以加班」成了戒護調度上的常態。

這種人力匱乏會直接影響收容人的基本權益。當人力不足以支應戒護，最先被犧牲的就是「開封」。原本法定的運動時間，因為沒人帶隊，只能關在舍房裡進行「室內運動」；原本期待的教化課程，因為沒人監管，只能取消開設。

現狀是，160人的工場僅派一名主管，200人的場域僅有兩名人力。在這種比例下，談個別處遇、生命輔導，就一整年要迎接一萬人新收入監的整體數據來看，無非是奢談。「對基層而言，所有事情都無法被期待，只要當天沒人打群架、沒出事，就是萬幸。」阿志無奈表達。

原本應該發揮教化輔導、落實個別化處遇的社工與心理師在缺乏督導支持、專業不受理解的情況下，被迫承接大量行政庶務。當「不允許死人、有人死就記過」成為基層血淋淋的考核現實，機關便越發傾向消極壓制的權控模式——為了預防自殺，連橡皮筋與塑膠袋都成了違禁品，教化成了過於天真的理想，「不要出事」、「讓人活著」成了唯一的 KPI（關鍵績效指標）。

而基層戒護人員眼中，目前監所看似維持的平靜安穩狀態，可以說是「台灣治安史上的奇蹟」、「也是基層人員嚴重勞動的不幸」，作為全世界監獄管理CP值最高的監獄，靠的是監所人員每個人身處在壓力鍋之中，扛著多重職責、頂著未知風險的日常成果。

生存的底線：超收六成下的醫療與衛生戰場

人力的缺乏加上空間的極度擁擠，便衍生出嚴重的衛生與醫療問題。北部監所的超收比例長期高居60%，大量因訴訟借提而無法移監的被告擠爆舍房，導致看診需排隊一週、皮膚病演變為蜂窩性組織炎。基層主管被迫在勤務空隙幫忙「喬插隊」，這讓阿志忍不住沈重呼籲：「擁擠現象不處理，永遠不要談人權。」

當監內受刑人因為疾病、衝突、甚至自殺而死亡，在長期封閉又官僚的矯正系統中，最先受到懲處、記過咎責的，便是這群日日在第一線與受刑人接觸的戒護科人員；而曾為了受刑人的社會復歸與矯治更生費心的首長，如遇到負面事件發生引發社會輿論抨擊時，也往往難以承受體制內的高壓，必須被撤換以負責。在這種「不做不錯」的氛圍下，任何有別於現狀的教化嘗試都可能充滿最終被檢討的風險，邁向「讓監所透明化」的期待也被看作找麻煩，許多看似荒謬的舉措，反映的正是制度的無能為力。

秩序的籌碼：為什麼「剝奪希望」是代價最高昂的懲罰？

面對廢死爭議，政治人物常提出「以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代替死刑」的訴求，然而，從基層管理的邏輯來看，這是一個極其不負責任且非常堪憂的修法方向。

過去曾有監所工作者投書媒體表達反對「無期徒刑不得假釋」的政策，因為監獄管理高度仰賴「互信與希望」，一旦制度抽掉希望，互信就會消失，監獄管理就會土崩瓦解。

阿志提醒，台灣監獄長期以不對稱的低廉人力，維持著脆弱的治安奇蹟。而現有的管理基礎，都是仰賴管理者與受刑人之間的互信，受刑人為了換取未來的自由而配合管教，一旦抽掉這份「希望」，受刑人就失去配合的動機。當一個人深知餘生都將死在牆內，就會成為監所內的不定時炸彈，不只現場主管將隨時面臨被板凳砸頭的威脅，為了維持高壓壓制，社會最終可能要花上更多的納稅錢投入管理這些毫無希望的人。

綜觀矯正系統的執行面向，終身監禁不得假釋，表面上滿足了社會對於「安全」的需要，實際上卻是將所有的暴力風險、管理壓力與心理磨損，全數轉嫁給第一線的戒護人員，加速惡化本就已搖搖欲墜的監獄管理現況。

誠實的面對：跨越生命敘事與基層勞動的代溝

《懲罰的重量》試圖將受刑人的生命故事立體化，但對監所基層人員而言，這種敘事與實務現場存在著無法忽視的代溝。阿志坦言，理解生命背景固然重要，但若過度強調過去的創傷，有時反而消解了受刑人的主體性——如果所有的錯誤都推給不幸的生命經驗，彷彿人只是被過去操控、無法自我決定的客體，這反而否定了他們作為「人」應有的自由意志與選擇責任。

這樣的反思，對參與倡議與助人工作的我而言，很有感觸。這份監所訪談研究報告想表達的並非「因為過去太慘，所以才會犯罪」這種簡單的因果關係，而是希望在犯罪行為之外，試圖去看見一個人更完整立體的樣貌。

阿志進一步指出，目前大部分受刑人因人權意識尚未普及而相對配合，否則監內的管理問題絕對更嚴重。但光是現狀下些微的權益覺醒，面對少數反覆申訴、行為「難搞」的個別受刑人，已讓處於極度行政負擔與管理摩擦中的基層疲憊不堪。當基層人員在十幾年間集體大出走，即便司法特考錄取率已提升至三成、甚至高居公家機關之冠，卻始終補不齊基本人力員額，反映的是這份職務背後的巨大心理代價。

結語：懲罰的重量，不該壓在基層身上

懲罰確實是有重量的，但這份重量，有多少是由長年過勞、高壓且被遺忘的基層工作者在替體制撐住？目前的僵局，僅靠省錢、省人力維持著表面平靜，究竟還能勉強支撐多久？

藉由這份研究報告，我們得以一窺牆內的真實樣貌。本文期盼能喚醒大眾與政府正視矯正人力的崩潰，這不只是為了改善基層的工作環境，更是為了守住社會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當監所的量能被壓榨到僅能維持「生存底線」，我們便難以期待這段監禁過程能發揮修復與轉化的功能。最終，這些未被妥善處理的身心困境與社會脫節，仍將隨著收容人重返社區，成為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社會銜接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