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玗靜（廢死聯盟倡議專員）

廢死聯盟於2021年正式展開《死刑定讞與無期徒刑收容人訪談計畫》，走入全台16所監所，完成37位死刑定讞收容人與40位無期徒刑受刑人的深度訪談。隨後研究團隊進行系統性的資料整理與分析，並於2025年9月完成報告，正式公布一份研究成果，呈現我們所見所聞。而後經由專業團隊轉譯，重新以平易近人的文字化為《懲罰的重量》一書，於2026年初出版。

這次《廢話電子報》團隊特別邀請到計畫的核心團隊：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Ciwang Teyra，以及當時的計畫研究員王昱翔（現任廢死聯盟法務專員）與楊小豌（現為社工師）。讓我們透過這場對話，一同回溯這場計畫的緣起、研究現場的艱辛，以及對於這本熱騰騰的新書《懲罰的重量》的感想！

（廢死聯盟 圖片提供／張馥如 攝影）

計劃緣起：醞釀20年的訪談之路

這場歷時五年的龐大計畫，種子其實早在2003年廢死聯盟成立之初就已埋下。廢死聯盟執行長欣怡提及，最初組織的工作重心是放在冤案救援，當時最熟悉也最常接觸的死刑犯多為冤案當事人，但這並非死刑犯的全貌，因此當組織開始倡議制度性改革時，意識到必須更廣泛且真實地接觸每一位死刑犯。

然而當時根本不知道他們是誰，更不知道他們身在何處。2005年廢死聯盟才開始透過與法扶合作，嘗試以書信往返建立與死刑犯的聯繫。但單靠信件與接見，並無法系統性地勾勒出他們的生命樣貌，因此這個目標一直被欣怡記在心上。

轉機出現在2020年，廢死聯盟有機會在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提案此訪談計劃，在民間學者委員與當時行政院政務委員、現任冤獄平反協會理事長羅秉成的大力支持下，計畫終於獲得通過。

（廢死聯盟 圖片提供／張馥如 攝影）

一份不被政府左右的成果報告

雖然開心提案終於通過，「完蛋了，怎麼辦！」卻也是欣怡當時內心的真實擔憂。因為接踵而來的挑戰，是團隊內必須有專業的社工師、心理師、精神科醫師，且需要通過繁瑣的倫理審查，這對研究團隊來說是一大考驗。

更棘手的挑戰在於經費。欣怡在訪談中特別提到，廢死聯盟在這個計畫上完全沒有尋求政府的補助。之所以如此堅持，是因為欣怡很清楚，如果拿了政府的錢，這份報告的獨立性就會受到質疑。接受補助政府最後勢必會介入審查報告內容，要求研究成果符合官方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受訪的「同學」面前，如果我們拿的是政府經費，就很難讓他們相信這是一份獨立的研究，甚至可能會讓他們小心翼翼、不敢說出真實想法。

「每次看到我們支出的錢，我都很心痛。」欣怡半開玩笑地說。研究案進行這幾年是廢死聯盟花費最驚人的時期，從訪談費、交通費、訪員酬勞、逐字稿整理，到各種人事費用，加上每位受訪者都必須進行兩次深度訪談，支出規模可想而知地龐大。但為了守住報告的獨立性，廢死聯盟始終堅持自籌經費。

從校園走入高牆：加入計畫的緣由

計畫主持人、臺大社工系副教授Ciwang Teyra回想當時答應加入計畫前，內心其實充滿掙扎。在強調學術專精的環境下，跨領域研究並非易事。儘管過去在台權會工作時便認同廢死議題，但真正要「跳進去」做訪談，對他而言仍是巨大的挑戰。雖然有質性研究經驗，但對監所人口群相對陌生。此外，學界文化也帶來壓力。身為原民學者，常被期待專注於原民事務，甚至曾引來質疑：「這不是你的領域，你怎麼會碰這個？」

（廢死聯盟 圖片提供／張馥如 攝影）

但Ciwang在那時開始思考社會工作者的本質——如果要在未來的教學或助人實踐中保有溫度，就不能對不同人口群的生命經驗假裝沒看見。Ciwang提到早期的湯英伸事件，讓他掛念著族群歧視與犯罪脈絡之間的關聯，「我覺得那個『被認識』是需要的，大眾接受到的報導往往片面，沒有正確理解時，就容易將人妖魔化、貼標籤。」

而早期在NGO工作，培養出的夥伴情誼也是Ciwang的動力之一，「看著欣怡、淑雅他們一路走了這麼多年，始終如一，就會覺得自己總該多幫忙一點吧？」Ciwang感性地表示，如果不做，好像對不起自己的價值，也對不起那種夥伴的情分。這份使命感最終克服了學術環境的焦慮，讓他從單純的「掛名」幫忙，轉化為深度投入的計畫主持人。

（廢死聯盟 圖片提供／張馥如 攝影）

而當時剛從校園畢業的小豌與昱翔，也帶著各自的初衷投入計畫。小豌提及，廢死議題是自己會選擇就讀社工系的關鍵契機，高中時期接觸到蘇建和等案件，有了許多對於助人工作者的啟發，因而決定報考社工系，但到了大學期間卻鮮少有機會接觸監所議題。在畢業前夕看到計畫案的徵才，雖然一度擔心自己研究能力不足，但更想把握這個機會更靠近「人」，「以前講議題講到後面會有點嘴軟，因為我覺得自己離那個人很遠。」

而昱翔學生時期曾是廢死聯盟的實習生，在研究所期間相當關注監所議題，論文也曾想過要做受刑人訪談，卻因疫情而未能如願。因此對昱翔來說，參與這項計畫像是一場圓夢之旅，讓他能走進牆內完成那份未竟的觀察。

  （廢死聯盟提供／張馥如 攝影）

執行計畫的挑戰：開始、理解，與忐忑

「我覺得這個計畫最困難的地方就是讓它開始。」在我問及執行計畫遇到的困難時，欣怡如此回答。對他而言，找尋資源、經費，以及執行過程中的種種障礙都是必然會遇到的難關，但能夠突破既有的體制真正展開訪談，就已經成功了一半。「當時我的想法是，不管最後的成果如何，計畫能真正開始，我就已經很滿足了。」

而小豌則回憶起一次訪談的「卡關」經歷，那次訪談中，受訪的同學冷靜且鉅細靡遺地回溯殺人的現場細節，讓他與同行的心理師在結束後，都誠實地向彼此吐露：「剛才那段真的覺得有點噁心。」

身為助人工作者或倡議者，往往有種無形的包袱，帶著想要試著同理與正向看待，希望透過對方的成長背景或生命經驗，去拼湊出一個合理的因果關係。然而，當真實的「惡」如此赤裸地擺在面前時，小豌開始反思：我們是否太快地告訴自己「我能理解」，而忽略了我們其實對這種感受仍是陌生的？

小豌從中意識到，倡議工作者有時會太快將一段破碎的故事縫補成「因為小時候發生了什麼，所以後來才變成這樣」的邏輯。但事實上並沒有那麼簡單的因果順序，在那之中其實還有許多我們無法被說服、無法輕易消化的部分。

當時負責研究團隊團督的彭仁郁老師提醒計畫成員：「雖然每個人與惡的距離可能都很近，但我們有時必須承認，有些惡是我們永遠無法明白的。正是因為無法明白，才需要我們更努力去靠近。」這份提醒讓小豌學會放慢腳步，不再急於給出解釋，而是承認那些還不能理解的部分，並帶著這些不解，更誠實地去感受受訪者的生命經驗。

而對於Ciwang而言，執行計畫最艱難的挑戰，莫過於對受訪人口群的陌生。將自己熟悉的人口群中，那些沒有被聽見的聲音、經驗呈現出來，是Ciwang過往熟悉的工作模式，然而這次面臨新的挑戰。

「我那時候其實滿焦慮的。」Ciwang 回憶起第一次入監訪談前的忐忑，他為了確保訪談時的穩定狀態，花了大量時間查閱資料、尋找受訪者的照片，試圖從文字與視覺中預設對方的行為、反應。雖然過去曾有進入監所見過蘇建和的經驗，但面對非冤案的收容人，心境完全不同。他對自己發出了靈魂拷問：「當我真的與一個犯下重大案件的人面對面時，我能克服心中的偏見，誠心地去認識他的生命脈絡嗎？」

「當那個人真的出現在我面前，對比我腦中浮現的新聞報導畫面，心裡想這也差太多了吧。」媒體往往將這些人拍得像是十惡不赦的惡魔，但真實出現在眼前的，卻是與報導形象天差地遠的人。Ciwang因此在心境上有所轉變，訪談前的焦慮也舒緩許多。然而，見面後的挑戰並未結束。Ciwang認為更困難的任務在於後續的轉譯：「要如何用公平的說法在報告中呈現？我覺得那是極其困難的事情。」

（廢死聯盟 圖片提供／張馥如 攝影）

訪談中的悲傷、遺憾與衝擊

當問及大家在訪談過程中，是否曾有情緒劇烈波動的時刻？昱翔提到了一次令他極其震撼的經驗。在先前的幾次訪談中，他大致能想像對方的回答方向與心理狀態，然而某次訪談卻讓他感到印象深刻。「在訪問這位同學時，我可以感受到他在監所的這段期間，是非常深刻地在思考這些問題，然後很真誠地想告訴你，他是怎麼想的。」昱翔觀察到，對方並非給出表面的應答，而是非常認真地思考自己與家人的關係，以及過去的犯行究竟對他人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昱翔形容自己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仍十分冷靜，但聽到的當下，內心其實感到非常震撼。

欣怡則分享了幾個令他感到悲傷的時刻。有個同學在訪談中告訴他：「我要把日常當成是一場夢，夢中才是我的真實，我才能活下去。」因為日常生活太苦了，而在夢裡遇到的事都很美好，於是同學只能靠這種想像支撐自己度日。

這也讓欣怡回想起多年前接見另一位收容人時，對方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執行長，我在這麼小的空間裡，已經待了快20年了。」這些真實的告白，讓欣怡意識到，即便因為訪談問卷，已經稍微對受訪者們雷同的監所設施怨言感到失去耐心，但對收容人而言，那都是實實在在、消磨人生存意志的痛苦。

而另一個讓欣怡感到傷心的時刻，是關於同學對於未來的想像。「如果有機會出來，會想要做什麼？」這是訪談中的一個問題。「他說如果能出來，他要去山上種東西，把自己跟所有人隔離。」因為這位同學覺得沒有人會喜歡他，大家都會怕他。「那一刻我覺得很難過，因為他想得其實有道理。」欣怡在那瞬間感到十分難過，因為意識到目前的社會似乎仍容不下一個犯過錯的人。「我們的社會倡議工作依然有一段極其艱難的路要走。」

  （廢死聯盟執行長 林欣怡手稿／廢死聯盟 圖片提供／張馥如 攝影）

對研究員小豌而言，訪談過程中所感受到的情緒，時常交織著遺憾與悲傷。他回憶起一位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同學，他在訪談的過程中因為情緒激動而難以持續。這位同學當初傷害的對象是自己至親的伴侶，「你可以完全感受到，他其實才是那個最想好好懲罰自己的人，他非常痛苦。」

小豌坦言當時內心十分掙扎。身為訪談者必須繼續完成訪談、聽對方說出更多細節，但看著受訪者陷入回憶的漩渦，也會有點擔心對方的情緒。小豌提到，並非每位受訪者都願意回想當年的犯行，但當他們願意提及時，自己往往都能同理對方對於人生走到這一步有多麼遺憾。

而Ciwang在訪談中印象深刻的瞬間則來自於一位受訪者對曾經「等待執行」的描述。在早期頻繁執行死刑的時期，監所會在每天固定時間打開某些舍房的門帶人走，這位同學向Ciwang描述自己那時候是如何每天在恐懼中等待，當發現被帶走的不是自己時，雖然能暫時鬆一口氣開始吃東西，卻發現食物完全沒有味道。

「他跟我說那個『食之無味』是真的沒有味道。」這個時常被我們拿來用的詞彙，當被一個活生生的人用來描述極端恐懼下的生理反應時，帶給Ciwang極大的衝擊。「那一刻衝擊感太強，會覺得為什麼人可以被這麼殘忍地對待？雖然知道對方曾殘忍地對待他人，但以這種方式對待回去真的是對的嗎？」Ciwang也提到，從那一刻起他再也不曾使用「食之無味」這個形容詞，「知道原來有人真實地歷經過這種狀態，我覺得用了內心會過不去。」這是那場訪談帶給Ciwang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