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陳宜筠（廢話電子報特約記者）

《懲罰的重量》是廢死聯盟2026年一月剛出版的新書，本書的誕生根基於2020年開始執行的監所訪談計畫成果報告。為執行監所訪談計畫，我們走訪全台十幾間監所，訪談37位死刑犯和40位無期徒刑受刑人關於他們的人生經驗、監獄生活、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以及長期住在監獄後各方面的改變。

這場發表會邀請到本書執行編輯、同時也擁有記者身分的劉怡馨，分享閱讀研究成果報告的想法，以及郝柏瑋諮商心理師，從自身專業和同為參與訪談計畫成員的觀點出發。

從生命經驗理解犯罪

怡馨提到，當他閱讀這份多達三百頁的研究成果報告，時常陷入兩難—— 他看到判決書記載的犯罪細節會由不得的憤怒，卻同時從訪談報告中看到受訪者的人生軌跡，走過你我沒經歷的困境，最後做出殺人的決定。

其中怡馨觀察到，受訪者最常見的人生軌跡，分為兩種：

一、童年暴力和被忽視的成長環境

許多受訪者在童年時期便經歷家庭暴力，在充滿恐懼和缺乏照顧的環境中成長。讓怡馨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位受訪者表示一聽到巷口車聲，他就會反射性跳起來，煮熱茶、擺好報紙，因為他知道爸爸要回來了，要當「乖小孩」。

有些創傷難以隨著時間自然痊癒，他們帶著家庭造成的創傷長大，以為逃學逃家便可以遠離傷害，實則進入更複雜的環境，越走越偏。他不禁揣想，如果在哪個人生節點，有其他人可以伸出援手，有更好的機制介入，是否可以阻止這一連串的事件發生？

二、被現實生活逼入絕境的人

另外一種是被生活逼急的人，以至於當下根本沒有餘裕去想到殺人的後果。

有位受訪者組建家庭後，在經濟壓力下連孩子奶粉錢都湊不出來，窮途末路後想到的解決辦法就是跟以前的朋友聯繫，一起去幹一票，最終犯下強盜殺人。

一般人看來，強盜殺人是如此錯誤、如此荒謬的決定，但是正如怡馨所說：「每個人做出的決定都是由過往的人生經驗堆疊而成的。」在看見這些死刑犯和重刑犯的掙扎以及磨難後，他時常思考的是，如果自己在相同困境下成長，是否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童年逆境

對應到怡馨提到的人生軌跡，柏瑋則點出「童年逆境」的概念。

雖然研究計畫並沒有針對童年逆境進行調查，但是粗略觀察能發現約有六成以上的受訪者都曾經歷童年逆境。通常來說，物質成癮個案裡，有七成的人符合四項以上的童年逆境，而只要有一個影響因子，在逆境中成長的人就非常容易觸犯違法行為和物質成癮。

重新思考刑罰的意義

怡馨談到，他閱讀這份報告後產生很多疑問，即便看完也沒有得到一個完整解答，甚至產生更多疑問。他不停思考：「刑罰目的是什麼？」除了懲罰壞人之外，希望透過制度讓這些人面對罪行，甚至從犯罪成因等面向，試圖討論出更好的預防機制。

怡馨完成這本書編輯工作不久後，發生了台北捷運中山站隨機砍人事件，當他看到新聞畫面時，感到震驚與憤怒。隨後得知加害者隨即跳樓身亡，當下怡馨並沒有感到正義被伸張，只留下更多疑惑：「兇手沒有得到經審判後的懲罰，他只有得到自身想要的解脫，那這是我們所渴望的嗎？」

「如果我們把這些罪惡都是為個體，不去檢討社會體制，我們只會不斷地重蹈覆徹。」

《懲罰的重量》一書並不是單純討論死刑存廢，沒有艱深的學術名詞，而是試圖讓讀者看見，撕開殺人犯標籤後，死刑犯和無期徒刑受刑人鮮少被關注的面貌與處境。唯有在看見與理解之後，社會才有機會在同一個基礎上，討論什麼樣的刑罰制度才能達到所謂的正義。

當既有的濾鏡被拿掉

實際參與研究並進入監所進行訪談的柏瑋分享，廢死聯盟最初只希望有機會進入監所關懷死刑犯，為何後來會發展出這個研究計畫。

以前重大刑案的訴訟程序通常不會進行「量刑前社會調查」，導致犯罪人可能沒有經過嚴謹的精神鑑定之外，也無法得知成長經歷中促成自身犯案的社會因子。廢死聯盟認為，了解死刑犯的生命歷程有助於看到犯罪成因，也能幫助我們進行犯罪預防，此外，死刑及長時間監禁對受刑人造成的影響為何，也是研究的重點，這有助於我們提出更務實的政策建議。因此，本計畫的目標轉化成(1)透過訪談深入探討重刑犯的人生軌跡、(2) 結合問卷調查了解監所環境與處遇、(3)發展本土的「待死現象」內涵。

在進入監所進行重刑犯訪談，面對陌生的受訪者，柏瑋最大的體會是，我們都戴著一層層的濾鏡。新聞報導往往提供一種快速理解重大刑案的框架，比如用「罪該萬死」涵蓋一切，但當我們與受訪者坐下來時，卻發現他們遠比想像中複雜，更能深刻意識到他們是「活生生的人」。

是活生生的社會人，不是孤立的犯罪人

即便在獄中和社會徹底隔離，人的情感和思考不會就此停止。犯下罪行時的想法會隨著時間有所改變，甚至有些受訪者向柏瑋表示，開始訪談之後感受到痛苦，因為必須正視塵封已久的情緒。他們也提到，並非不願面對，而是不知道要如何面對，同時，缺乏長期引導，以至於封存已久的情緒無從消化。事實證明，他們仍然保有情感，也需要人際關係網的支持。

柏瑋分享，多年前曾經碰巧協助某位死刑犯的家人，正因如此他才願意受訪；在訪談過程中，他發現對方始終牽掛著母親和無法陪伴長大的孩子。令人意外的是，自從結束訪談之後，這名同學每年都會寄送手寫春聯給他，用自己僅有的方式表達感謝。這樣的行為讓柏瑋心理師感受到，重刑犯仍然會思念家人、牽掛愛人，也某種程度顛覆了社會對死刑犯的刻板印象。

監所生活的限制

讓柏瑋摘掉的另一層濾鏡是監所提供的生活條件。

很多人會說，關押的罪犯是要去接受懲罰的，憑什麼過著滋潤的生活？可是，生活過得滋潤和擁有基礎宜居條件的環境是兩回事。

柏瑋表示，這些死刑犯和重刑犯生活在1.8坪的牢房裡，每餐預算頂多40元，甚至連如牙齒痛這樣的基本醫療處理都要忍受好幾天的不適。

在心理方面，雖然監所內有安排重刑犯和心理師會談的制度，看似立意良善，實際上人力有限，一位心理師盡最大努力，一個月內最多僅能見到每個重刑犯1-2次，會談空間只是在某個角落拉兩張椅子進行。最困難的是，受刑人不信任監所派來的心理師，認為他們是監所工作人員，難以建立穩定的支持關係。除此之外，通常監所還會安排宗教團體課程，然而，不是每位受刑人能夠接受教義，此種課程難以因材施教，存有適配性的問題。

最後，柏瑋提出一個問題供聽眾反思：如果我們認為罪犯「不可教化」，卻又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源協助他們促成改變，如果一個人長期處在缺乏資源、缺乏支持和理解的環境，而社會卻同時期待他們真正蛻變，這其中的落差該怎麼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