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觀點

編按：本文發表在2010年9月25~26日，由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所舉辦的「返景入深林：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的D1場次「人神共憤、依法行政：廢除死刑運動的跨國境爭論」中。

聯合國與廢除死刑

李仰桓（東吳大學政治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試圖從兩個層面來勾勒聯合國是如何討論死刑問題的。首先，死刑的存廢與生命權的保障息息相關。生命權雖然是最最基礎的人權，但並不表示它是被絕對保障的權利。在某些特定的狀況下，我們會容許例外，而允許對生命權的剝奪。我們關心的是，死刑能否列入這個例外清單？傳統的人權思想在討論生命權保障時，對死刑大體上採取容忍的態度。然而，這樣的容忍在很多時候卻建立在「某些人並不是人」的論述上，而這種「人／非人」的論述是會回過頭來傷害人權理念本身的。如果聯合國想要在人權保障上有嶄新的作為，勢必得面對這樣的問題。本文在第一個部份，便要考察聯合國受到這種反思的影響，從而再次確立人人平等享有基本人權的精神。其次，從人人平等享有基本人權，可以推論出國家只能限制人權，不可剝奪人權的原則。而生命只能剝奪，無從限制，因此除非違反自己建立的人權體系，否則聯合國不可能贊成國家使用死刑。只是，在現實層面上，要求會員國廢除死刑卻非一蹴可及之事，聯合國如何面對這種兩難？本文的第二部份即要觀察在討論幾個國際人權法案的過程中，聯合國如何一步步確立了反對死刑的立場。

編按：本文發表在2010年9月25~26日，由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所舉辦的「返景入深林：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的D1場次「人神共憤、依法行政：廢除死刑運動的跨國境爭論」中。

法律上死亡概念的考察—以「腦死說」論述為核心[1]

李明芝

壹、 前言

死亡是非常多元化的概念，也代表著一種社會性的概念，判定何謂死亡，具有某種社會意義含括其中；因此，死亡的判定與法律也息息相關。在每個死亡之判準後面，皆有一個所謂的「意義之決定」(decision of significance)，亦即決定「是否某些現象之永久消逝，代表了個人之死亡」[2]。這種決定，重視的某一個「時點」，這個時點代表了死亡的開端。但是，死亡發生在生物身體上時，並非是一個時點，一分為二為生與死，而是一個過程，是細胞和器官的逐步壞死。因而，當我們需要一個時點，告知我們什麼時候是死、什麼時候是生，許多的爭議因而產生。當隨著科技的發展，或是基於醫療需要，產生新的死亡標準時，這個新的死亡標準的生死時點決定、隱含意義，及對於刑法產生的影響，就成為本文研究的重點。

編按：這篇文章刊登在第119期的「新使者」雜誌（2010年8月10日出版），若您想多瞭解「廢死不可？！」專題的其他文章，請參考新使者雜誌 網站。

復仇、正義與生命的刻度

黃丞儀 （中研院法律所助研究員）

「這其實一點道理都沒有。我是說已經發生的事情。這和克拉特家無關。他們從未傷害過我。他們只是正好在那邊。克拉特先生是個非常好的人。講話很斯文。直到割斷他的脖子時，我還是這麼覺得。」

─《冷血》／楚門‧卡波堤

「復仇是一種狂野的正義，當天性趨使人越向之靠攏，法律就越需要將之翦除。當第一件錯事發生時，它的確違犯了法律。但對該錯事進行復仇，就是無視於法律的存在。進行復仇時，復仇者就和他的敵人一樣。但超越它，將使人更勝一等，因為只有王者才能赦免。」

─〈論復仇〉／法蘭西斯‧培根

「『殺人是一種終極的非人化手段。』（殺人的行為）將懷抱希望、夢想和憂懼的、活生生的一個人，變成一具屍體，從而將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殊性和獨特性，通通都消滅了。憲法並沒有禁止各州對這種行為給一些回敬。」[1]

─ Payne v. Tennessee (1991)，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歐康諾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靈感書／飄洋過海來看你
【20100715 聯合報╱張娟芬】
    
說到底，死刑議題之所以具備那樣濃烈的情緒爆發性，是因為支持與反對的意見底層，都有著豐沛的情感……

「悲傷有很多過程，我都經歷過。」台上這位美國老太太一字一字清晰的說。她的女兒被謀殺了，後方的螢幕上映出一個年輕女子帶著一隻狼狗在戶外，健康開心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