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論述

錢建榮／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上個月底有一則被忽略但極為重要的新聞：立院委員會審查最高法院 預算，決議凍結最高法院行政業務費30%，總共548萬元。為的是譴責最高法院漠視法律，數十年來怠惰言詞辯論程序，並要求改進。委員會的決議如下：

立法院於2003年修正民事訴訟法，將該法第474條第1項修正為「第三審之判決，應經言詞辯論為之。但法院認為不必要時，不再此限。」以保障當事人在公開法庭言詞辯論之權利，並發揮法律審之功能，以提升人民對裁判之信賴，另刑事訴訟法亦規範法院於認為有必要時，得行言詞辯論。然，最高法院鮮少召開言詞辯論，亦未陳述不行言詞辯論之理由，已屬徹底蔑視立法權，於法治國之中，竟有掌握司法權之法院如此漠視法令，實屬罕見，且應立即檢討。且死刑宣告是剝奪人民生命權的極刑，終審法院更應舉行言詞辯論，以示慎重，並彰顯司法對生命的尊重。現行最高法院怠為言詞辯論實已違反公開審判原則與正當法律程序。

我們該如何討論死刑

何帆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10月23日

原文出處：紐約時報中文網

張娟芬著《殺戮的艱難》（簡體中文版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2012年11月出版）

國際人權公約與內國法的匯流及在台灣法庭的適用

～他山之石，從歐洲觀點談起Ⅱ

【座談說明】
兩國際人權公約已經成為台灣國內法源的一部份，但台灣法律界對兩公約的適用卻非常陌生。如何將兩公約帶進法庭內，不只是法官、檢察官的責任，更需要律師及NGO工作者勇敢挑戰。

本次座談為今年3月份座談（講者為英國Nicholas Blake法官及法國Yevs Charpenel檢察官）活動之延續，邀請德國法官、台灣的教授與律師，談實務審判如何接軌國際法與內國法？國際公約對國內憲法解釋的影響？國際公約的效力如何？

編者前言：蔡坤湖法官曾經在少年法庭擔任庭長，現為台北地院刑事庭法官。他對於修復性司法，有深刻的體會。本文於2008年刊登於《律師雜誌》，在此摘要重刊，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理解犯罪，以及犯罪發生之後，如何療癒每個人心裡的傷口。

走過犯罪憂傷
——以人為本的修復性司法

⊙蔡坤湖

對經歷過刑事司法程序的人而言，警詢、偵查、審理（一審、二審、三審）等程序，給我們的感覺應該是冷峻而繁瑣。

經過漫長的刑事司法歷程，法官、檢察官、律師或當事人會得到他們心中的正義嗎？被害人從創傷的桎梏中釋放出來，找到恢復的契機？還是帶著憤怒來，帶著加倍的憤怒離去？或陷入更深沉的悲傷、無助？加害人得到應有的罪與罰，甘心承受後重新復歸社會？還是心有怨懟，漠然接受懲罰，任憑刑罰對他及他的家庭做另一次傷害？

據自己觀察，少年司法雖然承襲許多刑事司法的觀念與程序規定，但實務上卻另外發展出許多有價值的觀念。例如以少年為中心之處遇模式、家庭修復、社區處遇、成長發展權、協商式審理、團體醫療模式等等。

⊙張娟芬

吳巡龍檢察官的六四靜坐，轟轟烈烈完成。他說，靜坐的理由是，最高法院的決議會縱放罪證確鑿的犯人。他在文章中舉例：「最高法院依相同邏輯放走原先被判決有罪的被告，所犯罪名包括強制性交（101台上1066號）、詐賭並恐嚇取財（101台上1849號）、販毒（100台上6259）等等。」

吳檢察官說：「本人是抗議最高法院推卸法院調查證據責任，不是為檢察官爭取減輕舉證責任。」但是上述的案件，他都只責怪最高法院，而不責怪承辦該案的檢察官，這不就恰恰好是在為檢察官爭取減輕舉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