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欣怡（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

今年（2025）6月4日那天，正在東京參與一個西藏議題會議的我，看到同事在群組發訊息説Sunny Jacobs過世了，我一時無法理解字面上的意思。那天依照行程回台，第二天又轉往馬尼拉參加亞洲反死刑網絡（ADPAN）及世界反死刑聯盟（WCADP）的會員大會，我才有機會好好消化這個訊息。

平反者的陽光──Sunny Jacobs

Sunny Jacobs她的名字後來總是和Peter Pringle 連在一起。我是2016年在奧斯陸舉辦的第六屆世界反死刑大會上認識他們，Sunny和Peter在台上分享故事，兩個人的手緊緊握著。

記得第一次聽到他們的故事時，深深地震撼著我。

1976年，在美國佛羅里達州，Sunny和她當時的丈夫Jesse Tafero被控謀殺兩位警察，以謀殺罪起訴並判處死刑。Sunny被關在死牢5年，1981年改判無期之後繼續監禁，總共被監禁了17年，直到1992年無罪獲釋，不過Jesse卻已經在平反前被執行死刑。Peter則是1980年在愛爾蘭被控謀殺兩位警官，並在一個沒有陪審團的特別法庭被判處死刑。1年後他獲得減刑至40年，但Peter還是持續為自己平反清白。1990年愛爾蘭廢除死刑，1994年Peter平反獲得清白。

Sunny獲釋後投入廢死運動，在1998年獲邀前往愛爾蘭進行廢死演講，結識同樣曾經蒙冤被判死刑的Peter。兩人在相識後，因為接近的遭遇而更能夠理解彼此，他們發展出感情，並在2011年選擇結婚，長久住在愛爾蘭的Galway。他們將自己的家稱為Sunny Center（陽光中心），將閒置的房間用來接待同樣蒙冤平反的前死囚，讓無辜者在回歸社會之前能夠有一個喘息和暫時休養的地方。Peter在2023年初過世，Sunny在今年6月過世。

Sunny特別關切女性平反者的狀況。佛羅里達州沒有女性死刑囚房，所以她曾經在獄中獨居了5年，身心受到很大的折磨，也因此讓她更能夠體會女性平反者在出獄後回歸社會的不易。去年11月藉著去愛爾蘭開會的機會，我前往拜訪位於Galway的Sunny Center。現在想來，我真的非常幸運做了這個決定。Sunny雖然行動不便，要像過去一樣在世界各地分享她的理念並不容易，但她設立了一個群組，在週末的晚上會在線上和世界各地的平反者聊天。在拜訪她的那個週末，我看到Sunny掛在線上，有誰上線就聊幾句，關切她們的近況和生活，她要我坐在她旁邊，並向每一個上線的朋友介紹我是從台灣來的，「一位特別的朋友」。我也就很自然地加入了他們的對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Sunny當時還特別跟我說，她希望所有的廢死運動者要好好地愛自己和生活，她說平反者都希望回歸正常的生活，如果我們因為廢死工作的倡議，反而犧牲自己的生活品質，那這一切的努力又為了什麼呢？

我想，世人不會忘記那個即使在極端不義之中，依然選擇愛與療癒，用笑容面對黑暗的Sunny。

不放棄希望──Mary Jane Veloso

世界反死刑聯盟（WCADP）的會員大會6月初首度在菲律賓舉行，並和亞洲反死刑網絡（ADPAN）共同舉行一系列訓練課程，希望公眾可以關注亞洲的廢死運動。除了有堅實的議程外，6月6日晚上也舉辦一場「希望、正義與團結（Hope, Justice, and Solidarity）」的主題晚宴。

晚宴上除了廢死運動者，還有菲律賓國會議員、各國駐菲律賓的使節，同時也邀請了一些團體表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群受刑人子女所組成的合唱團表演，他們特別準備、表演了多首印尼的傳統民謠。為什麼不是表演菲律賓傳統民謠呢？因為這場晚會也同時要感謝印尼政府願意將Mary Jane Veloso移送回菲律賓服刑，同時呼籲大家持續關注Mary Jane。

1985年出生於菲律賓貧困農家的Mary Jane年輕時就成為單親媽媽，為養育孩子不得不到海外工作。2010年，她被人誘騙，以為自己是要到馬來西亞工作，結果卻搭上了前往印尼的班機，並在雅加達機場被查獲行李夾層藏有2.6公斤海洛因。她堅稱自己毫不知情，是人口販運的受害者，但仍被判處死刑。2015年，預計執行死刑的前一夜，在菲律賓政府與國際廢死團體的努力下，暫緩了死刑的執行，Mary Jane活了下來，但仍繼續被監禁。她在印尼死牢中待了將近15年，在那段時間裡，她手工製作印尼蠟染布，以宗教信仰、不斷書寫等方式維持自己的意志，持續為自己喊冤。2024年底，她終於獲准返回菲律賓，轉入女子監獄服刑。目前救援團體的訴求是希望Mary Jane獲得菲律賓總統特赦，讓她有機會回到家中和小孩團聚。

在晚宴場地的一角，我看到Mary Jane的母親，我走過去跟非常非常瘦小的她擁抱、致意，也跟她聊起自己2023年的時候曾經買過Mary Jane的印尼蠟染工作坊所義賣的布。她很驚訝，也表示感謝來自台灣的支持。

我沒有與 Mary Jane 接觸過，但看了相關報導以及從廢死運動夥伴處得知，Mary Jane有強烈的求生意志，也想證明自己的清白並和家人團聚。死刑制度下，最沉重的不是「罪惡」，而是這個制度剝奪了社會看見弱勢者生存環境的困境，也剝奪了進一步提出解方的可能性。Mary Jane的故事讓人看見東南亞移工的悲歌，以及毒品議題不能妄想依靠死刑來解決。若以為死刑是萬靈丹，非但沒有辦法實際解決毒品的問題，反而會製造更多的冤案。

信念與陪伴──Dolly Pangilinan

在晚宴的現場，我看到很多幅色彩明亮、主題多元的油畫。問了ADPAN的夥伴才知道是一位「死刑犯」Art Pangilinan的作品。然後我看到一對夫婦，他們在會場害羞地與人交談、介紹畫作。我走過去和他們說話，Dolly Pangilinan掩嘴害羞地對我微笑，並介紹自己和丈夫。

她的丈夫Art Pangilinan於1994年因涉及綁架勒索與非法持有武器被逮捕，並於1998年判處死刑。菲律賓在2000年宣佈暫停執行死刑，並於2006年正式廢除死刑。此後，Art的刑度改為無期徒刑。2024年底，在Art服刑30年10個月後，因為表現良好而獲釋出獄。對於犯罪情節我並未多問，Art也未多說，但他絲毫不迴避地承認自己是一個犯過嚴重錯誤的人。

Dolly談到獲知丈夫犯罪被捕時的無助，眼淚盈上了她的眼眶，但她還是微笑著跟我們說那時候她是如何加入一個由死囚家屬組成的團體，投身於廢死運動並為丈夫奔走。Art和Dolly育有一對子女，當時分別是10歲和5歲。判決書是英文的，Dolly看不懂，司法程序對她來說也十分陌生。當她看到丈夫被銬上手銬帶走，她只能哭，甚至不知道如何向孩子開口。為了不影響夫家和娘家，她只想躲起來。她仍持續地去探望關在死牢中的Art，每當看到監獄中糟糕的環境，Dolly更加明白自己只能站出來、承擔所有。所幸過去的她曾擔任教會的志工，因此在丈夫的案件發生時，教會了解她，也願意支持她，甚至幫Dolly安排了辦公室的清潔工作，後來則改做行政工作。每次她都是利用下班安頓好子女後，就去馬尼拉遊說。

Dolly說，人是會改變的，如果只想殺掉犯錯的人，自己的家人也會受苦、也同樣是被害者。Art在獄中讀書並獲得學位，此外，他也學習繪畫及電腦等技能。同時他不斷地向上帝禱告，為自己的罪行懺悔。

去年底才被釋放的Art說，被關30年後出來，一切都不一樣，自己也不會用手機，很多新事物需要學習。幸好家人接納自己、社會也接納自己。因為入監服刑，自己因緣際會開始接觸宗教信仰、認識上帝，也才知道自己會畫畫。他會珍惜這個機會，好好地生活下去。

我請Art和Dolly對台灣的死囚與家屬說幾句話。Art說：「請堅強，不要放棄希望，大家會努力廢死，請保持你的信念，在監所內要遵守規定並請互相幫助，要有耐心，上帝一定會保佑你。」Dolly 則說：「請死囚家屬一定要堅強，請專注在你的目標上，保持堅強，相信上帝，做你孩子的榜樣，他們會從你身上得到力量，再難的問題都有解決的辦法，只是我們必須要經歷這些辛苦。」

這三位女性的身份和經歷都不同，一位是死刑平反者，一位還在為自己的平反而奮鬥，一位則是死刑犯的伴侶與倡議者。在廢死運動中，我們經常談論制度、法律與政策，但Sunny、Mary Jane及Dolly都提醒我們——更重要的是願意直面問題，不保持沉默以及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