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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服刑母親》，心裡久久難以平靜。片中那些受刑母親的眼神，讓我忍不住想起台灣監獄裡曾遇見過的媽媽們。她們或許違反了社會的法律，但同時也背著母親的身份；既在制度下服刑，也在母職裡掙扎。

想像一個情境：一名女性連續殺害多名嬰兒，會如何在媒體上被呈現？殺嬰女魔（或女魔）？嬰兒墳場？一個世紀前的歐洲，人們與媒體稱這宗案件為「天使製造機」。

韓國導演朴贊郁的「復仇三部曲」在影史上留下深刻印記，《親切的金子》（2005）作為最終章，不僅延續了前兩部的冷峻與殘酷，更以女性的視角開啟對「正義」與「贖罪」的追問。這部電影表面上是一則復仇故事，但內裡卻像是一場關於道德、宗教與人性的深度辯論。

對於往日苦難頗為健忘的台灣人，應該要非常非常羨慕大韓民族──儘管兩國走過的近代史路徑，可謂兄弟之邦般何其相似。

1995年3月20日，作為化學武器使用的沙林毒氣瀰漫於東京地下鐵車廂中，釀成14人死亡及6300餘人受傷的驚悚慘劇。這起如同末日電影的情節一般，震驚全球的恐怖攻擊事件。

《大吉》這部片描述法警執行死刑前的煎熬以及心理所承受的折磨。「殺人償命、天經地義」談的從來都只是最樸素的正義。應報論中所夾雜最真實且直觀的復仇情感，並不足以無限上綱到好像我們可以別過頭，那些現實情況的艱難都不存在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