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版眾開講：《執行死刑規則》修惡告急！座談會－黃嵩立教授發言稿

整理／劉采甯（廢死聯盟倡議專員）、楊雁（廢死聯盟法務主任）、2025春季實習生

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以下簡稱「憲判八」）要求法務部處理的，主要是受刑能力的部分，這是法務部應該負責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6號一般性意見（以下簡稱「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50段指出：「締約國若採取增加死刑執行率、擴大適用範圍、減少特赦或減刑的措施，均違反第六條的宗旨。」因此，希望監察院能對法務部違反公約的作為進行調查。 此外，也有憲判八沒提到、卻應該被重視、處理的事。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9段的後半段指出不應對三類人執行死刑，包括曾遭受嚴重侵犯人權的人，本文將對這一特別規定進行探討。

曾遭受嚴重人權侵害者，不應被執行死刑

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9段提到三類人不應被執行死刑：一、無法理解判決理由者；二、死刑執行將對其造成極端痛苦或嚴厲後果者，例如仍需撫養家屬者；三、曾遭受嚴重人權侵害者。 有關於第三類「曾遭受嚴重人權侵害者」，以發生在牙買加的事件為例。當事人1977年因殺人被控，雖然他有不在場證明，但證人未出庭，導致他最終於1979年被判死刑，期間多次尋求救濟但未成功，案件最後上訴到英國樞密院（Privy Council)。他也曾向美洲人權委員會求助，兩者都認為他在等待死刑的過程中已遭受酷刑，因此不應再執行死刑。

樞密院判定，當事人既已判處死刑，就不該再讓他歷經酷刑，意即死刑執行若延遲超過五年，即構成酷刑或不人道待遇，而不應執行死刑。同時，樞密院認為合理期限為五年，包含三年的國內救濟，以及兩年的國際救濟。但如前一場與談人所說，台灣的司法救濟程序常遠超五年，可能需十五年，超出了殊密院當時認為合理的等待期間。 另外，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0段指出，若死刑延遲執行的時間超過所有救濟程序的合理期限，特別是在拘禁條件惡劣的情況下，也可能構成公政公約第7條所禁止的酷刑。這樣的說法將面臨兩難：我們反對執行死刑，但若拖太久又變成酷刑，是否會引導至「不應拖延執行」的結論，則這一說法即是一把雙面刃。

接下來談及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見解。在同一案件亦申訴至人權事務委員會，兩位當事人因兩次被告知將被執行、甚至為其量體重和製棺材，卻在原訂執行時間前45分鐘才被告知不執行，這種過程構成酷刑；且他們上訴至牙買加上訴法院不受理的裁定書遲至四年後才作成，阻礙被告尋求其他救濟的機會，違反公政公約第14條的公平審判權。委員會認為，在死刑案件中，締約國有迫切義務嚴格遵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公政公約）第十四條規定的公平審判的所有保障。雖然在本案中，第 6 條沒有直接爭議，根據公政公約，死刑本身並不違法；但在締約國違反公政公約規定的任何義務的情況下，不應判處死刑。委員會認為，違反第14條第3款(c)項和第7條的受害者有權獲得補救；在本案情況下，必要的先決條件是減刑。 (CCPR/C/35/D/210/1986 第15段）在減刑為無期徒刑後，本案其中一位受刑人在服刑期間達成假釋條件並出獄，另一位則在三年後去世。

總結來說，上述案例讓我們看到，英國樞密院認為長期拘禁構成不人道待遇，而人權事務委員會認為反覆通知執行死刑、卻臨時取消，造成精神折磨，亦屬酷刑。另外，國家延遲了4年才提出上訴不受理的理由，則違反公政公約第14條。

一方面我們不希望執行死刑，另一方面若主張長期監禁構成酷刑，可能反而促使政府加快執行。為了解決這種雙面刃的困境，我們可以參考人權事務委員會的立場，謹慎界定何種情況構成酷刑。具體來說，如果某些死囚曾遭受腳療、有精神疾病卻未獲治療等情況，便可主張其遭遇酷刑，並據此具體向總統要求減刑。如若僅暫不執行，仍讓其每日處於可能被執行的恐懼中，因此減刑較為適當。對於未遭酷刑的個案，政府則應改善監禁條件，以避免構成殘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如此一來，或可避免我們的訴求反而促成「速審速決」政策。

此外，關於執行前通知的問題，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0段指出，未及時通知死刑執行日期，也可能構成虐待。我贊成慕宇峰律師的建議：應提前48小時通知，除便於當事人尋求救濟，也能讓其心理上有準備。就如美國判決 Ford v. Wainwright 所指出的，若精神障礙者無法在精神或心靈上準備迎接死亡，則執行死刑違憲。同理，若通知過於倉促，也可能構成酷刑與違憲。

國家若要取人性命，應協助受刑人做好準備。人性尊嚴不只體現在活著的過程，也包括死亡的過程。倉促執行，等於讓國家殺人變得更加殘酷。

受刑能力的審酌應更客觀完整

再談「受刑能力」的判斷，憲判八的主文與理由已明確指出，對於理解能力不足者，不得執行死刑，這與美國、歐洲及美洲的人權法院見解一致。最極端的例子是，有受刑人在執行前點了甜點卻說：「等等回來吃」，顯示其完全無法理解死亡的意義。因此，1986年美國法院便判決，對精神病患執行死刑違反人性，無應報與嚇阻價值，且其無法為死亡做好準備。雖然該判決未明示具體程序與標準，但2007年 Panetti v. Quaterman案指出，僅有表面的認知（superficial awareness）不夠，必須具備合理理解（rational understanding）：能夠理解自己為何被執行？何謂執行？以及刑罰與行為間的關聯。這不是很高的標準，但仍需專業鑑定。

我們必須先處理幾個問題：（一）誰有資格提出受刑人是否具備受刑能力；（二）一旦提出，具體程序是什麼；（三）由誰對受刑人進行檢查、檢查程度為何；（四）審查標準為何，由誰做出最終判斷。若確認受刑人失去能力，是否應設法恢復其能力，使其具備受刑能力。Zapf 教授認為，評估受刑能力應基於四項標準：理解處罰原因、了解處罰內容、具備理解與推理能力，以及擁有協助律師（ability to assist），以理解目前受到的待遇是否合法，這與其受刑能力息息相關。

依據美國經驗，美國心理學教授Zapf 建議應由專業人員進行完整評估，流程包括啟動機制、判斷標準、評估工具，並力求客觀與完整，這些機制值得我們進一步發展。

最後，雖然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8段討論的是年齡判斷，但其中提及the benefit of the doubt，也就是受刑人享有「懷疑的利益」，仍值得借鏡。也就是說，若對受刑能力存有疑慮，應傾向認為其確實存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