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是社會問題

 

犯罪是誰的問題?

『他們泯滅人性!根本不配當人!』
『他們是根本的惡魔,求其生而不能!』
『這是誰的錯?當然是他們的錯!』

健康的人不會折磨他人,往往是那些曾受折磨的人轉而成為折磨他人者。—Carl Jung (榮格)

人是群居的生物,人與人的交流、互動營造了人際間的關係,而在很多人際關係的交互作用下,我們就建立了社會,人會在社會中成長跟社會產生了連帶感,這份連帶感讓看似個人的犯罪選擇,都會深受社會結構性的影響。那可能你會問:甚麼是社會上結構性的影響呢?這就像是我們在討論社會上一個人失業、找不到工作的問題時,會發覺儘管他很努力地投履歷卻還是找不到工作,他可能會覺得是自己能力不足或不夠努力才會一直失業,但是當我們再仔細看看社會上其他的人時,就會發現在這個時候有很多人也都失業了、甚至還有一些公司倒閉了,可能是由於產業在轉型或是金融風暴等情況的影響所造成,這就是這個時候的社會經濟結構出了問題才導致這樣的結果。於是,我們發現本來只是很「個人」且「理性」的選擇,其實是受到社會環境所影響。

這並非要替犯罪這個行為開脫,在給與犯罪者刑罰之外,也需要探究犯罪背後的成因。若只是將「問題」解決掉,就失去了瞭解「問題」是為甚麼會產生的機會,那「問題」極有可能一再的重演。如果我們有機會,我們願意把心情平靜下來,不再喊打喊殺,我們能不能去瞭解一個犯下重大暴力罪行的人,他在生命歷程中的經歷呢?一旦我們仔細檢視社會結構的問題,就會發現看似每個人都有的「選擇」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多,更甚者,他們是沒有選擇的。

如果你現在願意來瞭解看看這些人到底會被甚麼樣的結構性因素所影響,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瞧瞧一份來自廢死聯盟的統計與分析。

『死刑犯多為青壯年的初犯,教育程度以國中學歷以下居多,職業多為無業者或工人,而且目前至少有10個定讞的死刑犯經鑑定確認精神障礙或智商低落。』

其實我們可以從這份資料簡單的看出一些端倪,這些重大犯罪者,他們在社會上的階級普遍不高,教育程度也明顯偏低,可以說是處在社會的邊陲,但並不是說中低階級就是犯罪的高危險群,而是相較於白領階級,在法律及相關資源的取得上相對的匱乏了許多。更不用說社會既有的刻板印象,可能使得偵查及判決懷有一定的偏見,進而容易做出對其不利之判斷及決定,像是根據犯罪人的自白做出的判決檢方對現場情況的假設等,都會是影響的因素。而且如前述所言一個人的生活、成長背景都是決定一個人的,我們必須去仔細檢視他的背景、試著去釐清他的『本』,斬草要除根,治標更要治本,所以我們不能用死刑將他們除去,這樣的做法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而且更無法去瞭解他們的人生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們的社會到底哪裡出了問題,以至於產生了這些悲劇。

『若社會在關心生命權喪失的重大刑案時,只看見悲痛與可惡,焦躁地期以刑罰彰顯正義,類似悲劇恐比以往更加頻繁發生。』[4]所以每當我們聽見、看見這些犯罪之事時,不妨先把自己憤恨不平的心情緩和下來,去看看問題是發生在哪裡,而我們又能為他們做甚麼呢。


[0]例:江國慶案、邱和順案、鄭性澤案等
[1]例:鄭性澤案
[2]參照《2016台灣死刑判決報告:10位精障死刑犯之判決分析》,廢死聯盟,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