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是國家暴力

作為個別自由人形成的集體,國家的形成理論仍然受到爭論。有人定義國家為資本的集合,有人定義國家為公共利益的實踐場所,也有人定義國家為暴力的唯一合法壟斷的形式。

不過我們可以視為固定共識的概念是,在當代國際環境中的國家,並不應該是單一一個政治集團的所有物;如同北韓等極端政權,一個這樣完全隔絕人民參與和公共福祉的政體,不管是在國內範圍還是國際範圍,都不會有政治、法理、或是經濟上的正當性。

如果我們同意這個預設:國家不是一個統治集團的所有物,而是一種由一個限定範圍內的所有個體授權的集體,也因此必須同時對所有個體負責、並且如果「國家治理的正當性來自公共利益」,那我們可以直接斷言,維護國家利益是國家的責任,也是國家權力存在、並得以施展的正當性的唯一根基。

國家形成和正當性來自於自由人的授權,這使得任何一個為了公共利益的國家的所有權力的正當性都是來自於人民的授與。因為這樣,國家的行政,不應該違逆人民的意旨,而國家所擁有的權力的限度,也不應超出自由人在加入國家之前自身的權力。自由人有經濟能力,集合後的權力體——國家,便有能力和正當性向所有公民徵稅;自由人有武裝能力,集合後的權力體便有能力和正當性以保護該集體的穩定和安全,挑選/邀請部分的公民向外武裝或向內武裝,成為軍隊和警察。如果我們認為終結一個人的生命,不是,也不應該是一個自由人應該被視為自然可擁有的權力,那國家,作為個人權利的集合,沒有正當性可以踰越它被授權的範圍。

國家作為一個權力的巨型集體,非常容易出現效率不彰或是行政失誤,也因此,我們可以考慮,是否所有形式的懲罰,都應以下列兩項標準判斷是否合理:可逆性和限縮的本質。集體官僚發展成熟和巨型的架構生成使得咎責成為不可能的同時,可逆的懲罰(罰金)或是本質為限縮的懲罰(自由刑),都可以進入是否合理的討論,而死刑,身為唯一一個搭建在既不可逆又是完全剝奪的雙重錯誤之上的刑罰,並不遵從所有形式的懲罰本質上應該是「限制人民權利」的架構,而是全然的「剝奪人民權利」。生命刑在定義上必須是全有全無:生或死。

回到第一個預設,如果我們承認國家利益和社會福祉是政府的責任範圍,那我們就可以用政府的雙面:毀滅與創造來探討死刑。

在神學性的討論中,我們還有討論上帝有沒有可能創造出道德上為「惡」的存在,不過在一個政治經濟社會分析的角度上,當我們公民在面對黑暗、面對犯罪、或面對所有社會上陰冷的角落,我們卻常常忽略政府的角色,常常把政府和社會的責任抽離,以試圖解救同樣身在其中的自己的道德,並且簡單的把這些醜惡怪罪給自然形成和自由意志。階級、性別、種族、年代,一個個的社會構造物劃開社會連續體並且建構個人,在個人與社會、公民與政府、個體與國家之間的互相建造構築之中,我們必須把控制犯罪、並且正視犯罪的責任歸於政府和社會,同時也有責任創造出更深層的理解。

如果一個理想的社會不會有犯罪,那犯罪存在於社會便定義了社會的不理想:公共利益作為政府的唯一目標和正當性來源,只有政府能夠賦予警察憲兵權力以進行國內管控,並且設立矯正機關限制人民權利。政府和國家集體也確實掌握著大量資源,那我們要發展出更深層的理解和更道德、更理想的犯罪解決方法時,首先應該檢討政府。

如果我們接受各種形式的犯罪在某程度上都可以歸咎於國家、各種程度的犯罪在某程度上都會有它的社會背景,所有犯罪在某層面上都是國家之惡、並且減少犯罪是國家應該負起的責任,那我們就必須將犯罪者自「自由行動者」的硬性預設釋放出來。所有暴力行為都應該被道德檢視,而如果所有暴力犯罪的根源都某部分來自國家行政或是架構的失誤,那我們必須接受,國家用暴力試圖解決國家行政的結果,是不道德的行為。是國家沒有善盡其義務、沒有盡最大努力賦權公民、沒有勇氣正眼看待自己的產品、沒有參與、沒有理解、沒有溫度、沒有人文的無機決定。

在死刑犯的頭上,國家武斷未經審議不需檢討地把自己的角色從矯正者:在典型架構中可以被歸類為類似母性的教養、矯正、整合、參與、言說、融入、重生的實踐者,轉成了父性的鞭打、痛楚、殺戮、殲滅、摧毀、分離、沈默的施行者。國家採取死刑的當下便再度加強了身為國家構成單位的所有公民無法面對黑暗、無法面對自身責任、無法面對情緒轉折、無法面對道德問題的樣貌,公民在憤怒中歡笑狂歌的觀賞血腥的反面,就是無法在寬恕中靜默思考的聆聽沈浸中流淚。死刑和剝奪和解機會的懲罰,一再再地製造了社會集體的隔絕。刑罰隔絕和解,加深社會撕裂、並試圖使用疊加的暴力解決繼承的暴力。公民之所以為公民就是因為政治,死刑選擇將人殺掉並永遠逐出視線,這不是政治。

死刑創造的加害者、受害者和所有公民的樣貌是被指定的:可惡的殺人兇手、哭泣的家屬、憤怒的人民,人類成為沒有面貌的無機原子,就是國家選擇死刑的效果。

國家用子彈打進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製造過程的重罪犯,不只是生物殲滅,更是道德謀殺。

死刑是暴力,是國家暴力,而且是不道德的國家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