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宥騏（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青年與行動者倡議專員）

今年九月間，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共同舉辦了「2025年東亞廢死運動會—東亞論壇及青年工作坊」，我們邀請幾位青年夥伴共同參與規劃並分工執行。廢死青年工作坊邀請了多國長期在廢除死刑議題上耕耘的資深工作者，並邀請許多關注該議題的臺灣青年加入。我們在工作坊拆解死刑議題的多個面向，將視角從台灣延伸至國際，從參與者們口中分享的法律制度、政治現況與廢死困境，便能強烈感受到每一個國家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卻又殊途同歸地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國家是否有權奪取人民的生命？

去年，台灣剛經歷憲法法庭針對死刑釋憲的判決，雖限縮適用範圍，但最終仍宣告「合憲」。這對許多倡議者而言，無疑是一次巨大的衝擊，也意味著在未來的倡議路上，將面臨更為險峻的挑戰與民意壓力。然而，強烈的對比發生在來自蒙古的夥伴身上，在已經廢除死刑的蒙古，年輕一代甚至難以想像「死刑」的存在，更無法理解為何現代國家需要透過殺戮來維持秩序。這種跨文化的衝擊，讓我們重新審視那些習以為常的「必要之惡」。

針對這種文化與制度的差異，青年夥伴健哲提到，在台灣的輿論中最常聽到的反對理由是：「亞洲社會與歐洲不同，我們有自己的文化脈絡，不適合廢除死刑。」彷彿人權有著東西方之別。然而，工作坊中來自韓國以及蒙古的實務案例，卻打破這個刻板印象，蒙古的成功廢死，以及韓國長期的「實質廢死」狀態，都證明亞洲並非鐵板一塊。健哲的發言讓我們看見，借鏡鄰國的經驗，台灣其實並不孤單，甚至更讓我們感到希望，廢除死刑與否，是端看人民的素養與決策者是否有智慧和勇氣去共織更符合人權的社會。

隨著討論深入，我們觸碰到死刑核心問題：它究竟解決了什麼？

健哲指出：「如果民眾盼望判死是一種飢餓的狀態，那死刑就是那飲鴆止渴中的毒藥。」這句話精準地刺破了「應報理論」的幻象。當重大刑案發生，民眾感到的不安與憤怒，往往投射在要求國家執行死刑上，但喝下這杯毒藥，只能帶來瞬間的解渴，卻無法治癒社會真正的病灶，甚至因為毒性發作（忽視犯罪成因、冤案風險）而帶來更大的傷害。我們發現，整套死刑制度與現有的配套措施，除了滿足當下的應報情緒外，並沒有可靠證據顯示死刑比其他刑罰更具嚇阻犯罪的效果。

而被判處死刑的人，並非在判決敲下的那一刻就消失，他們被關在看守所的高牆內，日復一日地經歷著「待死」的過程。死囚不知道自己何時會被帶走，不知道今天的早餐會不會是最後一餐，身為青年夥伴的曉椿提到：「死刑犯受到的刑罰名義上是生命刑，但實際上，其承受的漫長等待與精神折磨，早已違反兩公約禁止酷刑的規範。」長時間關押且處於未知的狀態，對死刑犯的身心造成極大的壓力，這種「待死現象」本身就是一種極度殘忍的心理凌遲。無論是探討待死狀態，或者是廢除死刑前與後，社會與民眾的反應、問題等，都值得反覆咀嚼與思考，在冰冷的立法條文與制度設計背後，我們究竟想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與國家？

我也觀察到，即便在這樣的工作坊中，並非每位參與者都是全然地支持廢除死刑。有些人帶著疑惑，有些人仍在價值觀的衝突中掙扎，然而，這正是工作坊珍貴之處。當我們在討論「如何做可以廢除死刑」，或是「如何讓民眾更可以接受廢除死刑」時，我可以感受到無論參與者立場光譜為何，都很努力地在思考如何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如同青年夥伴欣怡表示：「無論我們來自哪個國家，大家都是想運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做出改變。」這句話更將焦點拉回了倡議者的初衷：對人的關懷。

人權倡議這條路，從來都不好走，因此工作坊結束前特別規劃「倡議運動傷害修復」的環節，透過彭仁郁老師專業且溫柔的帶領，讓大家試著意識到在運動中的創傷和壓力，以及可以如何修復自己，這是極為重要、卻往往被忽視的關鍵。面對社會輿論的攻擊、體制的僵化、無力挽回生命的挫折，倡議者的內心佈滿傷痕，透過書寫與分享，彼此互相療癒，明白休息不是退縮，而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儘管清楚當前面對巨大困境與挑戰，但作為人權工作者的我們毫不退縮，依舊與各國夥伴討論解決辦法，思考可以一起做的跨國倡議行動，將這些討論的火花，轉化為具體的行動方案，只要持續行動與倡議，終會迎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