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ily（Podcast《她說犯罪》主持人）

第八屆殺人影展今年於 10/9 至 11/9 在台北、花蓮、高雄三個城市進行巡迴。本屆影展以「失焦」為題，為呼應當前社會對話越來越破碎、輿論被情緒推著走，死刑議題也常被簡化成「非黑即白」的立場。本文，我們邀請四位皆有參與影展的導演與談，詢問他們如何看待現在所身處的社會；作為導演，又該如何在分歧中，嘗試與大眾對話。

殺人影展作為大眾宣傳，是必要的存在

儘管導演們的背景大為不同，但都在這幾天參與殺人影展的經驗中，看見了某種「還能對話」的可能性。日本導演森達也說，日本雖然也有死刑電影週，但和台灣相比規模小得很多，資源也不足。「日本做廢死運動的組織都很窮，幾乎是在極限邊緣努力，所以看到台灣廢死運動有這樣的活動和組織，真的很羨慕。」來自愛爾蘭的馬克導演則認為，這個影展本身就是勇氣的象徵。訪談前，他正好在和朋友通電話，朋友問他：「在台灣辦這種影展拍這種主題不會太勇敢嗎？會不會被懲罰之類的？」但他看見的是一群願意為信念站出來的人。他認為，世界越來越多人不敢表態、不敢行動，但真正能改變世界的，永遠是人民的力量，歷史上早就證明了這點。因此，人們需要面對恐懼、自信地站出來，為信念奮鬥。

另外，來自台灣的兩位導演也提及影展能吸引異溫層的效果極高 —— 影展的台北場選在連假週末、於熱鬧的華山光點舉行，並以免費放映的形式舉辦，吸引了不少意料之外的觀眾。多次參與殺人影展的家驊導演笑著回憶，每次見夥伴在場外喊著：「免費的電影喔！」總能吸引一些路人誤打誤撞走進影廳，因此也成為改變想法的契機。同樣感受到此力量的導演佑倫則分享，在《相見相忘》台北場播映結束後，有位觀眾向他詢問影片細節，進而意外知道對方是從新加坡來觀光、且因為「免費電影」宣傳而入場的遊客，他透過影展才得知台灣有廢死這樣的組織，並好奇台灣是不是有很多像佑倫一樣的創作者在拍攝司法議題。隨後，佑倫補充：「其他影展通常都是售票、鎖定對影視有興趣的觀眾，但像殺人影展這樣議題性強的影展，就會很希望觀眾進場。透過免費放映作為邀請，也作為一種對話的開始。」

這正是影展存在的價值 —— 讓原本與議題無關的人，願意理解、願意傾聽。

死刑存廢：不同層面的「失焦」

接著，當我詢問四位導演對本次影展名稱「失焦」的想法，他們則從不同角度描述了「失焦現象」。

首先，森達也導演指出，日本幾乎沒人了解死刑內容：「我教課時，問大學生死刑怎麼執行，大家都不知道，甚至有人以為是坐電椅。在日本，媒體不願做死刑相關報導，就算報了，國民也不開心；政府也不想讓人民知道這些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有 85% 民意支持死刑，因此他認為如果日本政府要和大眾對話，法務省應先公開死刑制度與拘禁環境。唯有大家對死刑的真相足夠了解，對話才能展開。

不只死刑制度本身容易失焦，影像溝通也面臨挑戰。家驊導演指出，他希望讓不關心死刑議題的人進場觀看作品，因此必須簡化內容，但這又可能讓熟悉議題的觀眾覺得不夠深入；反過來講，若講得太深，門檻又太高，最終還是只能吸引同溫層觀眾。《A2》導演森達也感同身受，他為了讓不同意見的人關心死刑議題，寫了許多關於死刑的書，可惜最後都只能觸及到已經有明確立場的人。語畢，他輕輕的說：「我認為全世界的導演可能都有類似的感受。」

真正的挑戰，是如何觸及那些原本不會來的人。

馬克導演則幽默地用「覺醒」（woke）來形容此現象，他認為很多人不是「覺醒」，而是「還在睡」——他們不了解，也不願面對議題。他感嘆現代社會過於安逸，人們不再需要為任何事奮鬥，但他仍相信這樣的狀態總有轉機，只是往往要經歷壞事，好的改變才會發生。

最後，佑倫導演提到了國家政策的「失焦」，他說：「以台灣過去的做法，對加害者執行死刑就像對受害者家屬了有個交代，但其實不是。無論有沒有刑罰，被害者家屬都需要心理支持，以《相見相忘》的例子來說，被害者家屬的聲明稿內並沒有針對鄭性澤，而是國家。當國家給予受冤者道歉與賠償，那誰給被害者一個道歉？鄭性澤跟被害者家屬都是活生生、需要被扶持的人。當國家只看制度，最容易失焦的就是人。」

結語

四位導演雖然拍攝題材、風格各異，但都嘗試用影像回應社會的既定敘事。

有人從制度切入，有人關注人性與情感，但共同之處是 —— 他們的影像能播下轉變的種子。正如家驊導演在訪談中所言，一個好的劇本要有「鋪陳、衝突、解決」，而在衝突走到尾聲，進入黎明前的黑暗是最可怕的，但它也代表「英雄旅程」的敘事即將翻轉，現在很絕望的東西也許不是最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