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玗靜（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倡議專員）

三年一度的殺人影展從2004年開始舉辦至今，已經來到第八屆。議題型NGO跨域做影展，需要許多夥伴的協力，才能堅持跨越21個年頭。而在影展中，我們總被精緻的作品、出席影人，或是映後座談的與談者吸引目光，鮮少關注到其中的幕後推手。因此本文特別訪問到這次影展的兩位場地協力，光點華山電影館的行銷公關經理蘇菲、花蓮鐵道電影院的場地負責人雅婷；以及第八屆殺人影展統籌，影展工作者小佑、廢死聯盟倡議主任禮涵。

蘇菲：與殺人影展同行十二年

蘇菲自光點華山電影館於2012年開館後便在此工作至今，而殺人影展台北場也在隔年落腳於此，由她承接場地相關事務。從第四屆到第八屆，我們已與蘇菲合作五次，長時間的合作也培養出相當良好的默契。

在進入電影產業之前，蘇菲原先從事出版工作。後來因為出版業環境相對艱困，加上自己本就喜愛看電影，於是轉而來到新的電影場館工作。她回憶起光點華山剛開館時的情景，大家幾乎都是新人，只能一邊做、一邊學。

「對殺人影展的第一印象是什麼？」這是我在列訪綱時最先想到的問題。畢竟，對許多藝文工作者而言，聽到「廢死聯盟」這個名字，或許會下意識地退避三舍；而殺人影展卻能與場館維持穩定而密切的合作，這讓我格外好奇其中的原因。蘇菲回應：「我自己本身就支持廢死，也覺得廢死是個很艱困的NGO。大家總是帶著情緒來討論這個議題，所以我當時會想，也許用影展這樣的形式，比較不會讓大眾產生抗拒。」

她也提到，殺人影展第一次在光點華山舉辦時，便讓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僅整體規劃有組織性，索票率與滿座率也都相當高。隨著屆數推進，蘇菲觀察到影展從最初的較小規模，逐漸拉長天數、增加片量，協力單位也一年比一年多。「感覺資源慢慢都進來了！」她說，後來甚至會主動向其他單位分享，建議可以參考殺人影展的經驗。

我們也趁機向蘇菲請益，從她的角度來看，影展是否真能為議題倡議帶來效益？她的回答十分直率：「影展一定是有效的，近年才會有這麼多單位都想辦，不然辦講座就好啊！」聽到這句話，我不禁想，殺人影展應該還能再走下一個二十年吧。

訪談最後，蘇菲不忘補充她對影展名稱的觀察：「我覺得『殺人影展』這個名字取得非常精妙，轉個彎、卻又聳動，可以打到很多『不排斥廢死』的人。」

採訪當天，蘇菲帶著愛犬仔仔一同受訪。（圖／張馥如拍攝，廢死聯盟提供。）

雅婷：用場館改變觀眾

殺人影展在本屆首次巡迴至花蓮，因為花蓮狹長的地理以及人口結構因素，鐵道電影院的場地負責人雅婷在活動結束後特地寫信鼓勵我們，不要因為觀影人數不及台北而感到灰心。對於我們來說無疑是非常暖心的舉動，因此此次在挑選影展回顧系列的受訪者時，我們第一個就想到了雅婷。

談到第一次接到殺人影展的合作邀約，雅婷坦言當時「有嚇到」，也是第一次知道有這樣一個影展的存在。「第一印象是覺得『很直接』，因為名字就叫『殺人影展』。」雅婷認為這樣的命名既直白又強烈，能夠成功引發好奇。

「看到片單後我覺得很特別，因為有些片子本來就是我自己有關注的作品，例如《帶針的女孩》之前就在我們這裡上映過。」她提到，從片單中其實就能隱約看出影展希望引導的討論方向，每一部作品背後都不只是故事本身，而是指向更大的社會議題。

讓雅婷印象最深刻的，是殺人影展對於映後座談的重視。「每一場都有與談人，而且大多是當地的學者、專家，這點跟很多影展很不一樣。」她觀察到，不少影展在北部或西部已經運作多年，但來到花蓮時，未必每次都會邀請與花蓮有連結的人選來參與對談；有些場次甚至只有放映影片，沒有任何映後交流，或是僅由影人進行分享。相比之下，殺人影展刻意尋找在地與談者，讓討論更貼近地方脈絡。

「花蓮的觀影群眾、生活習慣和節奏，其實都跟西部、北部很不一樣。」雅婷指出，正因如此，能夠真正與在地連結、邀請熟悉地方情境的人來對談，對她而言是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難得的事。「這也是我覺得這個影展很棒的地方。」雅婷說。

進一步談到花蓮與台北的差異時，雅婷指出，台北的觀眾往往能夠主動挑選自己想看的電影；但在花蓮，因為場館數量有限，更多時候是「場館選什麼，觀眾就看什麼。」久而久之，場館其實會反過來形塑觀眾本身。她分享，鐵道電影院長期經營下來，已經培養出一群穩定的觀影族群，也因此在這次影展期間，收到常客回饋表示：「透過這些影片，發現事情跟自己原本想的很不一樣。」

雅婷也認為，以影展的形式推廣議題相當不錯，若能每年持續在同一個場域、同一個時間點舉辦，累積下來一定會看見成效。「因為在觀眾的體感上，會慢慢形成一種『到了這個時候，就要關心這個議題』的身體記憶。」

這次與鐵道電影院的合作，讓我們期待未來能再次帶著殺人影展回到花蓮。

小佑：從顧問到影展統籌的身分轉換

小佑長期從事影展相關工作，約莫在殺人影展第六、七屆之間，便已在部分放映活動中從旁協助殺人影展，但當時較偏向顧問角色。今年則首次與禮涵搭檔，正式共同擔任本屆殺人影展的統籌，全面投入影展的規劃與執行。

談起一開始接觸議題性影展的感受，小佑坦言，最初其實有不少擔心。「議題影展的立場通常都很明確，一開始最害怕的就是社群上的攻擊。」他回憶，曾經擔心活動是否會引發衝突，甚至思考過現場是否需要額外準備安全措施，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容易辦」的影展。

過去小佑多半負責的是執行層面的工作，較少參與選片環節。但他也觀察到議題影展的選片標準，往往不是視覺或聲光效果，而是策劃者在那個時刻，想要與觀眾對話、分享什麼樣的內容。「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會看到很多不同工作者的努力，也看得到他們受挫的痕跡。」

小佑也提及，自己感受到議題影展的另一個困境：影展實際觸及的觀眾，與原本設定的倡議對象，有時並不完全重疊。理想上希望被討論、被看見的群體，有時候卻是最難走進影廳，或者相對缺乏餘裕參與藝文活動的人。在這樣的結構性落差下，「透過影展完成倡議」本身就存在限制。然而整體而言，小佑仍肯定影展對議題倡議的幫助。他認為，影展至少能觸及一群非常愛看電影的觀眾，用相對「軟」的方式把議題帶進影廳，再透過映後座談，讓這些人與議題產生更深的連結與交流。

回顧最初從旁觀察殺人影展時，小佑提到，自己曾被社群中常見的一類留言問倒——「如果是你的至親被殺害，你還會支持廢死嗎？」他分享，後來在與一位朋友的對話中，對方引導他思考：「如果我不同意殺人是合理的行為，那為什麼可以授權給國家殺人？本質上其實是一樣的，都是殺人。」那一刻，他形容自己像是被「點醒」了。「在跟廢死聯盟合作之前，我其實沒有特別深入思考過死刑這個議題，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收穫。」

談到籌備過程中最困難的部分，小佑提及，議題影展的規模通常不大，反而讓人必須身兼多職。相較於大型影展分工細緻、只需負責其中一小塊工作，這次他必須同時理解每一項工作的細節與時程，「這其實不是我擅長的事，我比較需要被別人追進度。」他笑說自己一度覺得相當崩潰。

而那些過去只在耳聞中存在的「棘手狀況」，也在這次一一化為實務經驗：跨國片商聯繫的困難、各影廳放映規格的變動、《親切的金子》需另行處理投影字幕的安排，甚至是原本預計出席的影人 Sunny，在節目聯繫過程中意外離世。面對這些突發狀況，他必須一邊關心夥伴的情緒，一邊保持理性，持續推進工作進度。小佑說，正是這些過程，讓他在專業與心理上，都有了明顯的成長。

禮涵：讓電影成為不說教的倡議方式

本次殺人影展的統籌角色，由廢死聯盟倡議主任禮涵擔任，一肩扛起對內與對外的溝通協調。她形容自己對殺人影展的想像，是一個「平易近人、可近性很高」的場域——不需要很高的成本、不需要先備知識，讓更多人能自在地走進來，「這是我們一直想要塑造的氛圍。」

已在廢死聯盟從事倡議工作六年的禮涵，今年是第一次以影展統籌的角色投入，實際負責的內容與以往大不相同。找片商、溝通合作、處理前端事務，都是她過去較少接觸的工作。這次能與長期從事影展工作的夥伴小佑合作，讓她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一個專業影展工作者如何處理前端流程，對自己而言是難得的學習。

談及籌備過程中的困難，禮涵認為「抓時間進度」是整個計畫裡最難的一件事。影展籌備的時間跨度很長，且每一個節點都環環相扣，「前面一個地方延遲，後面就會全部被拖著走。」她笑說，過去的工作習慣讓自己保有較大的彈性，但在影展統籌的角色中，這樣的彈性反而變得困難，也更真切地感受到時間管理的壓力。

在繁重的行政與協調工作之中，禮涵最感到開心的時刻，是能夠把自己欣賞的人帶進來一起工作。「用自己的專案，把欣賞的價值帶進來，甚至可以藉由這個合作，把欣賞的人推廣出去，這件事本身就很開心。」她形容，那是一種把理念化為實際行動的過程。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禮涵也經歷了一段拉扯與掙扎。她提出一個反覆思考、卻始終沒有答案的問題：殺人影展這個品牌，究竟應該在多大程度上與「廢死聯盟」的名字掛鉤？她指出，許多人一聽到「廢死」便會下意識卻步，若因此錯失走進影展、接觸議題的機會，總讓人感到可惜。也正因如此，有時會希望殺人影展能以相對獨立的品牌運作，讓更多人願意先踏進場域。

但也忍不住擔心，若大家始終不知道這是由廢死聯盟所舉辦，似乎也同樣可惜。於是，在宣傳策略上，是否要不斷強調「這是廢死聯盟主辦的影展」，便成了一個不斷回到眼前、卻難以取捨的問題。禮涵坦言，這樣的拉扯至今仍未找到一個確定的解法。

即便如此，禮涵對影展作為倡議媒介，仍抱持高度肯定。「一定有一群原本沒有關注議題的人，是因為電影而走進來的，而且我的經驗告訴我，這不是少數。」她也觀察到，許多組織與團體近年也開始舉辦影展，本身就反映出這群觀眾的存在與重要性。「電影不說教、不侵略，而是透過故事與畫面，讓人自己去意會。這樣反而更容易留下來，因為與自己的生命經驗產生連結。」

回顧整個籌備過程，讓禮涵印象最深刻的，還有在這個位置上所建立的人際連結。她說，能夠認識許多不同領域的人，並在合作後逐一表達感謝，是她非常珍惜的部分。「我會很清楚知道，是誰、用什麼方式實際幫助了我，這份善意變得很具體。」這些具體而真實的支持，也讓她更加確信，這些善意值得被記得，也值得被好好回應。